虚构历史：一小步的退缩

俄罗斯是一个带有不可预测的历史的国家。

——尤里·阿法纳西耶夫

“改变”大自然的常数这个小小的智力游戏——由人择原理诱使人们去玩的游戏在历史研究中，有了一个迄今为止未受注意的对应物。历史研究中的两个方面，人们甚至从对学童时代的课堂回忆中就很熟悉了。因此有这种必要去发现“事实”——发生了什么和在何时发生。接着就需要了解为什么发生这一系列事件——如有些人建议的那样，以便避免重复昔日的错误。^[19]作为对历史重建的这两重规则的一种回应，已经创造了“反事实的”或“虚构的”历史。它可能有了一个更好的方法，称作“假定推测？”来研究历史事件。

虚构的历史^[20]试图假定，如果过去的某些关键事件未曾发生或者略有改变，预言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1914年奥匈帝国王储的马车在萨拉热窝未曾错误转向会怎样呢？如果林肯总统在他的生命最后一晚不去剧院，如果对布什先生和戈尔先生的竞选进行了充分投票并作了精确计票，如果阿道夫·希特勒因婴儿猝死而夭折，那又会怎样呢？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客厅的游戏，但引来许多历史学家的出乎意外的强烈批评，因为它基于一种他们并不认可的典型的历史决定论的假设。当你考察这个课题时，会惊异地感到：在虚构的历史争论和关于改变常数的人择影响的讨论之间存在着多少相似点。细想稍稍改变大自然的常数的结果需要虚构宇宙的各种不同的过去历史，其中某些十分新颖、既不含有我们本身也不会有任何有感觉的生物。宇宙学家们的确没有完全的理论让所有这些变化能自洽地结合起来，然而他们典型地假设相同的变化定律能支配这些事件。虽然常数变化的基础或甚至宇宙的“初始条件”是推测性的，计算出有关结果是十分直截了当的，有点像以不同的起始数值运行一个计算机程序。相反，修补一个历史事件，不需要对大自然的定律作某些改变，但预言结果对于信赖结果的人通常太过于复杂，除非你有小说家的自信。

历史上的系列事件是复杂系统的典型例子。它们对一些小变化显示出敏感性，这些小变化使人们不可能信心十足地预言未来，虽然我们也许能够理解过去曾发生过什么。这种不对称性是一切混沌行为的一个特征，但比起混沌过程，历史是更无法预言的。混沌过程通常允许人们以确定的方式预言未来事件的统计图景。历史的事件有一个附加的敏感性，使得它们在原则上以及实践上都无法预言，因为它们涉及具有自由意志的参与者，或至少具有这种幻觉的参与者。天气是难以预报的，因为它对现状中的不确定性十分敏感，也十分紊乱。但是预报天气不会对天气有直接影响。经济和社会的预报者没有那样的好运。如果一位政府部长公开预言国民经济将怎样运行，或者一名民意调查员预言选举的结果，这些预言会以某种方式改变所预报事件的结果，这种变化在逻辑上不可能包括在原先的预报中。^[21]这不是说这些事件以某种方式超越了逻辑的规则，并且本质上是无法预言的。它们可能被精确地预言，但是其精确性只有在这预言不被告知其行为受到预测影响的个人才能得到绝对保证。如果他们被告知，那么，那些个人常常可能做出歪曲预言的行为。这些事件于是变成在原则上无法预言，而并非只是实践上无法预言。

虚构的历史已变成许多幻想片和好莱坞影片的基础，像《奇妙的生命》，片中有一位有自杀倾向的詹姆士·斯图尔特，这部片子展现了他从未经历过的许多糟糕的故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选择不同的结局是虚构历史小说中的颇受欢迎的情节背景，特别是，金斯利·埃米斯的《抉择》，^[22]伦·戴顿的《英国国务大臣》，^[23]或罗伯特·哈里斯的《祖国》。^[24]常见的影片如《回到未来》已用了时间旅行或平行宇宙的科幻小说情节来使另类历史实际化，甚至引领它们与我们本身发生冲撞。科幻小说的情节常灌输在所有历史上可能存在的有科学可行性的观念。改变过去仅仅是感动主人公，像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25]中的流浪者。在其他许多历史轨迹中，一条与之相交或靠近而过的路，本来就是有可能另外被人踩出的路。

许多历史学家强烈地抵制虚构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它是炽热的但不是很强制的。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宣称当历史学家

根据一种理想的实验考虑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有什么证据使他相信真的发生了，[他走出了]……历史思想潮流之外……如果当圣·保罗被他的朋友从大马士革的城墙上放下来时被抓获并杀害了，基督教就有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文明的中心。而按照这个原因，基督教传播可能归因于圣·保罗的逃亡……但是当事件按这种样式处理时，它们就立即终止而成为历史的事件。其结果不仅仅是坏的或有疑问的历史，而且完全排斥历史……。本质的事件和偶然事件之间的……区别根本不属于历史的思想；它是科学的荒谬侵入历史世界……永远不会要求历史学家去考虑要是环境不同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26]

“科学的荒谬入侵”大概是严格决定论的观点，然而这是一件要反对的奇怪的事。毫无疑问，历史确实是一系列决定性的事件，虽然这个系列可能非常复杂，以致任何想将一切原因与它们的后果联系起来的希望注定要失败。但是评论家们，如欧克肖特，也都考虑虚构的历史引诱我们任意选择某些事实并使它们的意义具有关键性，而将其他事实看作是“偶然的”。本尼德托·科洛斯认为反事实的历史是灾难^[27]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历史的必然性已被证实，并且不断被再证实，以求在历史中排除“有条件的”，它没有权利处在那里……什么是被禁止的呢……反历史的和不合逻辑的“假定”。如此一个“假定”任意地将历史过程分割成必然的事实和偶然的事实……第二类事实是有意地被消除的，以便看到第一类事实在不受第二类事实干扰下怎样按照它自己的路线发展。这是一个使我们所有人一度沉迷于精神涣散或无所事事的状态的游戏，当我们沉思，要是我们未曾遇到某个人，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会怎样……[但]如果我继续这种完全的现实探索，游戏就会接着出现。

对于这些作者，所有的历史学家们都可能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以提供有关事件的更加详细的原因。这些批评抱怨将事件分成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但无法说那件事属哪一类，除非按主观的印象。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违反事实的问题不会在质问已完成的事件重构中扮演一个角色，而这些重构事件最终将贴上“历史”的标签。这个偏见很清楚展现了历史学家的目的的原因，由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和历史决定论者E·H·卡尔写的一本有影响的小书《什么是历史？》中说：

从一系列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中[历史学家]提取出那些（而且只有那些）在历史上重要的东西；而历史重要性的标准是他能否将这些重要性适合于他的理性解释和说明图景的能力。其他的因果系列已被排斥为偶然的，不是因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系列本身不切题。历史学家对它无所作为；它经不起理性解释的检验，并且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尽管有人这样刺耳地反对重写违反事实的历史，也有人注意到有些历史学家曾同情编造虚构的历史。吉本怀疑，如果撒拉逊人在8世纪不被打败，欧洲历史后来的进程将会怎样⁽²⁾。1907年特里维廉写了一篇随笔，题为《如果拿破仑赢了滑铁卢之战》，以及从那时候起，曾有过许多类似的幻想作品，它们都取材于某种形式的选择性的因果关系，伯特兰·罗素有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工业主义可归因于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可归因于伽利略的学说，伽利略的学说可归因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归因于土耳其人的迁徙，土耳其人的迁徙归因于中亚的干旱。因此探索历史原因的基本研究是水文学。

当代记者雷蒙德·伯克，现是《科学美国人》的专栏作家，有一个时期在英国做了一部完整的电视系列片《联系》，该节目追踪了类似各种事件的稀奇古怪的因果链。

更为严重地滥用反事实的历史的现象已被发现。某些分析者曾试图预测如果某些工业没有得到发展或铁路不存在，整个经济会怎样发展，试图发现整体经济中从某些特定工业的发展中获得多少利益。

理想主义者诸如欧克肖特的论点是否认对原因和结果的实际责任，而似乎仅仅保护他们的研究主题不受其他人用更严格方法加以侵占，在现代物理学家看来，这些论点似乎太离谱了。十足的决定论者的观点也是这样，他们把历史看作是一个不屈不挠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或资本主义乌托邦的某个必然目标前进的过程。我们充分理解有关事件的复杂后果，认识到对于它们的历史共同点在原则上是可预测的，而在实践上是无法预测的。由于它们对小的变化的敏感性，其中某些事件可能未被注意和未被记录。因此对于历史的某些昔日的变化，在它们的效果上应该是中性的，其他的则是令人瞩目的。我们还应知道，复杂系统可能显示出可预测的统计上的特征，取决于它们具体的特点。它们也可能倾向于将它们自己组织成特定的“临界的”状态，对小的变化呈现出最大程度的敏感性，而正是事件的这个状态允许总体平衡持续下去。显然，当它这么做时，不可能去追踪原因和结果的链条。

在生活的某个领域里，虚构的历史理论是不言明的。在法庭上，判定某一诉讼是否导致伤害通常是重要的。在寻求建立责任或对责任表示合理怀疑方面，律师有必要通过辩解说，要是被告不做他所做的事，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来说服陪审团。检察官会制造另一种历史，其中，被告不行其所为，并且力图争辩事件的后果如果不这样必然会产生无伤害的结果。被告辩护人可能会争辩存在另一个虚构的历史，其中，即使他的当事人不行其所为，伤害仍会降临到受害者，所以他不应受责备。这类策略见证了相信虚构历史作为一种检验历史具体原因的稳定性的方法的重要性。当然，鉴别另一些历史不能保证真相会出现。有时候原因和结果以很可怕的方式纠缠在一起。以下是一个有关原因含糊不清的臭名昭著的法律上的例子： ^[28]

有一个老故事说一个男人将要穿越某沙漠。他有两个敌人。在夜晚，第一个敌人溜进他的帐篷，并将马钱子碱放进他的水壶。而后同一个夜晚，第二个敌人不知道这个情况，溜进他的帐篷，并在他的水壶上刺了一个小孔。这男人出发穿越沙漠，当他想要饮水之时，水壶里没有水了，随后他干渴而死。

谁谋杀了他？为第一个人辩护的律师有一个铁一般的论点：我的当事人企图毒害这男人，这个承认。但他失败了，因为受害者并非中毒而死。为第二个人辩护的律师有类似的强有力的论点：我的当事人企图剥夺这个男人的水，这点要承认。但他失败了，因为他只剥夺受害者的马钱子碱（毒药），而你不可能靠那种行为谋杀一个人。

像尼尔·弗格森这些历史学家们论证说，虚构历史是重要的。他的批评者们论证说有无限多个另类的历史要考虑，它使重构历史没有希望。在回应批评时弗格森论证说，只有少数的另类方案需要认真对待：

只有那些我们能在当前的证据的基础上证明的另一类同时代人，实际上需要考虑。^[29]

显然，合理的另类历史在主角的思想中发挥作用。他们会有自己假设的未来。他们如何出现将是作出行动选择的一个因素，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这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离题进入历史哲学的目的在于表明：进行一场生动的争论是奇妙的，类似于在宇宙学范围进行有关假设宇宙（或我们的宇宙其他部分）的争论，这些假设宇宙中大自然的常数不同于我们现在在这里得到的常数。虚构的大自然的历史是现代宇宙学的实质部分。

注释

[1]　亚当斯（D. Adams），《最无害的》，海涅曼出版社，伦敦，1992，第25页。

[2]　海因莱因（R. A. Heinlein），《牲畜的数目》，新英语文库，伦敦，1980，第14页。

[3]　这是一个略带前提的状况。我们可能希望理解为什么我们的最终理论不能有任何方式的小变化而无须破坏它的逻辑上的自洽性，但是难以想像我们如何知道不会有完全不同的自洽的理论，它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接近于我们所声称的最终理论。(www.xing528.com)

[4]　初看起来，它可能似乎是这个终点，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进化发现之前的生物学的终点。然而，它是相当不同的。它是关于大自然定律和真正常数完备形式的发现。但是即使我们知道它们，我们不能预言可从它们涌出的一切状态。

[5]　这并不意味整个宇宙必定在各个方面都像它一样。具有相同的大自然的定律和常数的两个宇宙，甚至有相同的初始条件，由于对称性破缺和量子的不确定性，会使那些定律展现出不同的结果和不同细节的演化。

[6]　卡特，“大数符合关系和人择原理”，载《宇宙学理论与观测数据的对抗》，M·S·朗盖（Longair）编，雷德尔出版社，多德雷赫特，1974。

[7]　华莱士，《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查普曼-霍尔出版社，伦敦，1903，第267页。

[8]　M·玻恩，《我这代的物理学》，帕格蒙出版社，伦敦，1956，第77页。

[9]　谢弗（S. Schaefer），《独立报》，2000年6月4日，第6版。

[10]　古思（A. Guth），“暴胀的宇宙”，载《物理学评论》，D23，347（1981）；古思，《暴胀的宇宙》，艾迪森-韦斯理出版社，雷丁，1997。

[11]　参阅巴罗，《宇宙的起源》，奥利昂出版社，伦敦，1994，有这些发展的说明。

[12]　这是因为宇宙包含各种无规则性。

[13]　这一加速度如此之快，只在极简短时期存在，经历这过程需要从10^-35秒到10^-33秒。

[14]　为较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参见J·D·巴罗和西尔克，《引起混乱的左手》，基础图书公司，纽约，1983年第2版，企鹅图书公司，伦敦，1995。

[15]　斯穆特和戴维森（G. Smoot and K. Davidson），《时间的皱纹》，莫罗出版社，纽约，1994。马瑟和博斯劳（J. C. Mather and J. Boslough），《太初之光》，基础图书公司，纽约，1996。

[16]　这是Rob Crittenden为作者准备的。

[17]　J·D·巴罗和F·J·蒂普勒，《人择宇宙学原理》，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86。

[18]　林德（A. Linde），“自复制的暴胀宇宙”，载《科学美国人》，第32卷，第5期（1994）。

[19]　我必须坦言我常受历史研究的这个正当理由所困惑。似乎是世界上大多数的主要问题，从北爱尔兰到中东都是因为老百姓知道太多的历史引起的。

[20]　弗格森（N. Ferguson）编，《虚构的历史》，珀修斯图书公司，纽约，1997。

[21]　麦凯（D. Mackay），参阅J·D·巴罗，《不可能的事》，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98，有个较完整的讨论。

[22]　埃米斯（K. Amis），《抉择》，企鹅图书公司，伦敦，1988，该书想像了英国改革未曾发生的结果。

[23]　戴顿（L. Deighton），《英国国务大臣》，乔纳森·凯普出版社，伦敦，1978，其中，1941年2月时，英国已投降，丘吉尔执政，英王乔治六世被关押在伦敦塔中而国务大臣由白厅来管辖不列颠。

[24]　哈里斯（R. Harris），《祖国》，赫钦森出版社，伦敦，1992。

[25]　博尔赫斯，《迷宫》，新方向出版社，纽约，1964，第19页。

[26]　欧克肖特，引自弗格森（N. Ferguson）编，《虚构的历史》，珀修斯图书公司，纽约，1997，第6—7页。

[27]　弗格森，同上书，第6页。

[28]　布莱克本（S. Blackburn），《善行》，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2001，第72—73页。

[29]　弗格森编，《虚构的历史》，珀修斯图书公司，纽约，1997，第86页。

（1）　为了纪念项目发起人威尔金森（D. Wilkinson），该卫星改名WMAP，2003年初发表探测结果，认为：宇宙年龄约137亿年；宇宙中普通物质约占4％，另有约23％为暗物质，约73％为暗能量。参看B. Schwarzchild, physics Today, April, 2003,第21—23页。——译者

（2）　吉本（Edword Gibbon），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巨著：《罗马帝国的兴亡》。撒拉逊人，十字军东侵时期，现今中东一带的穆斯林，阿拉伯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