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财经》《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揭露了基金黑幕。2001年7月17日，广西南丹锡矿发生透水事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调查》、香港凤凰卫视《新闻今日谈》、广西电视台、《人民日报》《南宁晚报》、香港《星岛日报》《人民网》《大洋网》等，以其各有侧重的报道和评论，使黑心矿主及相关领导受到惩罚和处理。8月27日，《人民日报》《人民论坛》专栏上刊发了题为《假如媒体缺席》的言论，让公民的知情权得到重视。“这篇评论在新闻工作的指导观念上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它在这方面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2]
2002年新闻界舆论监督取得了较好成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山西长治市党政组织切实支持舆论监督，出现了“吕日周现象”（吕为时任市委书记），使《长治日报》舆论监督走在了全国报业的前面。先后有中央纪委、中国记协和报业协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组、《中国新闻报》《中国青年报》《羊城晚报》、山东齐鲁电视台等50多家单位到此走访；广州珠海市等地制定舆论监督法规；《南方周末》等报纸的跨地区监督，对推进中国新闻舆论监督有启示意义。新闻界对山西矿难的曝光、对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的揭露以及对足球“黑哨”的追踪，直至嫌疑人被捕，彰显了舆论监督的作用。
2003年孙志刚收容案，成为历史上以舆论监督推动法律进程的一个典型个案。通过新闻报道披露政府执法机关收容拘禁公民孙志刚而致其被殴而死这一事件，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促使国务院2003年6月，废止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之后，朱玉《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报道，引发了社会和医药界的轩然大波。4月1日国家药品监管局发布了《取消关木通药用标准的通知》，因龙胆泻肝丸处方中有关木通，并在《中国药典》中注明关木通有毒。另外，对山西临汾特大矿难报道、“非典报道”、“黄静事件”报道等，舆论监督都发挥了较大作用。
2004年，《新闻调查》揭开了中国音乐学院招生黑幕；《瞭望东方周刊》揭露了北京新兴医院“包治百病”的神话；《北京青年报》对河南平舆系列杀人案调查，《中国新闻周刊》揭露京城圈地运动内幕等，推动了社会的健全和治理。(www.xing528.com)
2005年《中国青年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2007年12月《北京一家小公司是如何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2009年《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都是舆论监督值得记载的。
到2010年后，“江歌案”“杭州保姆纵火案”“莆田系医院曝光”等一个个新闻率先通过网络、微信表达民意，监督社会。但鱼目混珠仍需权威报道以正视听，《人民日报》的《求证》栏目2011年8月9日刊登《“甬温线动车事故29人失踪”说法不准确》，就是其一。2014年12月21日，《“手术室自拍”引发风波后——来自病人、医生的声音》一文，寻访当事人还原真相，有力地扭转了网络误传。据艾媒咨询发布的《2017—2018年度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专题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活跃用户排名前10位的，都是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但是，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网站还是中国社会中层人员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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