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传播研究发展，国内学者利用这些方法和工具取得了一些颇具说服力和启发性的结论。实证主义也是经验科学，但效法自然科学，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约为最简单、最重要的元素与模式，并建立各元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量化模型。数理统计固然可以帮人理出纷繁世界的因果秩序，但人类社会除了因果联系，还涉及丰富而复杂的多重意义空间。
李金铨教授引入现象学的维度，强调“互为主观”和“多重真实”。主观和客观之间当然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彼此的关系随时空而改变。你我之间可以换位思考，多重建构后也可相互对话，最终有望形成“和而不同”的识见与理解。
总之，传播学历经40余年曲折发展，伴随移动物联网的技术基础，它将以“第二哲学”的身份，彰显其涵盖各种学科的技术平台特征，显示出其诠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及其终极关怀的人学特征的崭新视角，即理性技术逻辑的特质。这不禁使人想起1982年春天施拉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学术座谈会上所言：在一个世纪以内，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都应该在传播学研究的基础上合成为一门学科。所有的话语、编辑、扩散活动都和传播密不可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播学将是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学科。传播理论应该聚合所有主要的人文知识，现代社会在组织形态上的形式和内涵就在于传播。
[刘卫东：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司玲玲：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
【注释】
[1]孙旭培：《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一个硕果：〈华夏传播论〉评介》，《现代传播》1997年第4期。(www.xing528.com)
[2]李彬：《反思：传播研究本土化的困惑》，《现代传播》1995年第6期。
[3]白贵，马婷：《传播学研究：新动向与新进展——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综述》，《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4]张哲瑜，邵全红：《中国传播学40年：一个本土化的视角与反思》，《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8期。
[5]黄艾：《传播学教育与研究方法论的创新与实践——专访赵月枝教授》，《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2期。
[6]傅秀玲：《马克思人学思想研究——透过物的关系认识“现实的个人”之关系本质》，《苏州》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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