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论丛第二辑：2015-2018年理性技术重塑与人学维度

在经历了30多年美国主流传播学主导的研究之后，大陆学界开启了重新梳理传播学思想渊源和历史逻辑的学术之旅，如《传播学起源的历史和逻辑》（2015）和《传播与文化权利学术研讨会2017暨批判传播学年会》。这次会议以“构建传播研究自主性的反思”为主题，从批判传播学书系新近出版的两本译著《胁迫之术》（[美]辛普森，2017）和《马克思归来》（[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2016）出发，围绕主流传播学的发端、引入中国后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传播学自主性反思的第一步，就是辨识出关于主流传播学的种种叙述中去历史化的、去语境化的和去政治化的各种成分，为其正统性神话祛魅，恢复被遮蔽的历史。”（王琪，2017）

研究者所思考的核心问题在于，针对当下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无以复加的现状，如何处理好两种关系的问题。一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同美国主流传播学遗产之间的关系；二是由中国革命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与实践经验在今天如何接续、发展的关系。

正如赵月枝教授所言：“我的思路之所以特殊，甚至‘难懂’，是因为那些当年早已列入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常识及中国人原来习以为常的、从整体视角分析问题的方法，被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的实证社会科学的思路所肢解和边缘化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正本清源，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在更加深入的东西方交流的条件下，重新激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5](www.xing528.com)

同时，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结构，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对非群体的呈现，让学界更加意识到抽象的、人本主义理论的重要。有学者开始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角理解传播的本质，提出“传播学即人学”的口号，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作为未来传播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特别是近5年来，伴随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移动物联网时代”的来临，新媒体技术进一步突破单一时空维度，在虚拟与现实、同界与跨界的交融中，深化了有关人、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对真实与虚拟的技术哲学思考以及智慧传播时代技术伦理等议题，凸显出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正在逐步跳出技术理性的窠臼，向理性技术的人学逻辑转向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