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在中国走对了路还是走错了路，下一步何去何从？《新闻记者》刊登了多篇学界翘楚探讨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的文章，对该学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这些反思传播学科建设的论文，尽管观点差异较大，但已经引起研究者警醒和深入思索。特别是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数字化生存”现实，成为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时期的研究既反映了新旧媒体交替环境下用户行为的变迁，也从侧面勾勒了新媒介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带给学者们的焦虑。
2004—2010年举办的第八届到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会议主题分别围绕融合、对话、多元、新媒体、全球传播等关键词来展开。如，2006年4月在河北大学举办的第九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上，与会者的主题发言及参会者的论文中，共有21篇涉及新媒介问题的探讨，居“九大议题”之首。学者们对新媒介的兴起和发展对传统媒体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保持了高度关注。在研究视角方面，华中科技大学陈先红教授提出“关系传播”的观点，将新媒介视为“关系的居间者”，分别对人们的社会角色关系、文化关系和情感关系产生深刻影响。“新媒介即关系”的传播学意义在于，把新媒介的研究，从传播技术层面提升到传播关系的层面；把新媒介传播研究从以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引导向以对话性的关系传播为主。[3]2008年5月，在深圳大学举办的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上，有与会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播学的观念、体制及传播方式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针对传播实践全球化与高新技术的挑战，传播学者呼唤理论的阐释与回应；同时，中国传播学的创新，亟待与传播业界的互动共鸣，借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新突破。
这一时期，关于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有过“交融说”和“框架说”的争论。有学者认为，作为交叉学科的传播学，其生命力就在于和其他学科的交融；“框架说”观点则认为，西方传播学的研究焦点始终都在理论建构本身。跨学科虽为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养料，但过多借鉴使得传播学成为其他理论的“试验场”而模糊了自身的学科地位和身份。[4]除此之外，新亚洲主义传播学的研究进路（2004），传播技术文化（2010），媒体与社会记忆等多学科视角与话题（2014），成为这一时期传播学研究的热点。这种跨学科的尝试，有助于形成新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www.xing528.com)
2014年10月，第十二届中国传播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主题为“传播与变革：新媒体·现代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在题为《学界业界携手共进在变革时代》的致辞中指出，大会主题很好地把握住了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以及当今剧烈社会变革中新闻传播实践领域的两大显著特征，即“新媒体”和“现代化”。本届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关新媒体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媒体作为现代国家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神经中枢作用等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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