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93：技术理性时期与标志性事件

（1）1978—1986年：启蒙与借鉴

大陆传播学研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科技与新闻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国内外大环境看，科学技术革命、信息化社会以及全球化浪潮共同构成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宏大社会基础。

首先，媒体创新与变革积极推动社会发展。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第二年北京电视台试播，由此带动了一大批地方电视台改革浪潮。1982年，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宣布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同年，中国首次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试验取得成功，新型大众媒介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开始融入和改变中国社会的实践。其次，新闻专业教育全面复苏。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85名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开设了大众传播学的研究生课程与讲座。与此同时，中外学者陆续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这一阶段，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三个重要的与新闻改革相关的学术事件。一是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综合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上，1995年结集出版了《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二是1982年4月，传播学的创始人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开始访华，介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三是1982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座谈会。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座谈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

此次大会的主题为“中国传播学研究启航：系统了解、批判吸收、为我所用”，即所谓“12字”原则。这是国内新闻学者首次集中探讨、交流西方传播学的学术会议。会议从11月23日到25日连续召开三天，主要针对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过程中，对其重要概念、研究范式进行归纳、整理。与会者对传播学基本概念的翻译，尽可能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并提出具有本土意义的“研究规范”，体现了对“本土化”、“学术自主性”的理性追求。

这一时期，一代学者或著书立说，或登台授课，成果令人难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编写的《传播学（简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年）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著述，收录了10篇文章和3篇附录，对国人了解这门学科及其来龙去脉厥功至伟。复旦大学新闻系陈韵昭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张隆栋教授先后开设传播学课程，引起学界广泛兴趣和普遍反响。

1986年8月，第二届中国传播学会议在黄山召开，这次会议有两个重要议题：一是与会专家围绕吴文虎教授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框架体系展开热议，由此显示了对系统理论的共同旨趣。二是开始关注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会后不久，学界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由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三位学者编撰的第一部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和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刘卫东老师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信息论与新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发表了《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一文，引起学界普遍兴趣。

（2）1986—1993年：沉寂与再生(www.xing528.com)

在传播学引入大陆之初，有人将其视为西方舶来品。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判断使刚刚起步的传播学研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此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再次活跃起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的十三大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党的十四大确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闻传播业开始调整与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以迎接即将到来的信息化社会。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成立由20多个部委和企业代表组成的“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同年，启动以“金桥工程”（国家公用信息通讯网）为核心的“三金工程”。这些重大举措，促使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新闻传播业开始考虑如何适应新的媒介产业发展和市场经济环境。

此阶段的具体研究方向与成果主要有：

第一，受众研究进一步拓展，特别是陈崇山研究员提出“受众本位”概念，引起学界积极反响。1987年，中宣部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合作开展“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1991年，进行“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同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全国电视观众有6亿人，居世界之冠。这是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

第二，有关“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讨论愈发引人关注。自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这一目标后，直到新世纪，传播学本土化问题一直被看作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根本性问题”。

第三，学界开始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深入研究。1979年，《国际新闻界》第1期发表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文章《新闻工具与美帝国主义》，揭开了大陆早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历史。自1988年以来，《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略论批判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从“西方的没落”到批判学派——兼论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政治、经济、文化——一种关于批判学派之理论探究的辨析》等文章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源流、内容、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异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