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途中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史称“9·13事件”。“9·13事件”后，新闻单位按照中央部署，组织记者、编辑读六本书，即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而且强调读原著，不要把时间、精力花在看这样那样的辅导教材上。安徽省委党校在安徽省广播事业局设有专门读上述六本书的读书班。我被送去，脱产学习三个月。
“9·13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促使人们从因“文革”而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我是上述那“人们”中的一员，尤其是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宣传”从懵然无知到开始自问。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哲学》编中写道：“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16]面对真经，我们那个读书班的同志，尽管谁都不明说，但谁都难免不在私下嘀咕——既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政治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那么，用恩格斯说的这一“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来对照这些年新闻宣传拿事实当泥团来捏，想圆就圆，想方就方，一直捏到能证明这个原则、那个原则的地步，该做何解释呀？
所以，对我来说，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这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逻辑起点，是“9·13事件”后才真有感知的。
1975年9月至1976年9月，即安徽人民广播电台把我送到北京广播学院读书（当时我们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的第一学年，记得是第一学年第二学期——1976年春，我读了列为新闻系教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上下两册，该书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于1975年8月编印的，或全文收录或摘编马恩列斯有关著述140篇，计40万字。
该书上册“内容分类索引”标题为：
——党的报刊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党的报刊的基本原则
——无产阶级的办报路线、报刊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斗争(www.xing528.com)
——论写作和文风
——党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
该书下册“内容分类索引”标题在上述基础上增加了两个：
——论出版自由、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新闻观点
——编辑工作
由此可知，该书尽管时代痕迹明显，但还是给人们画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大体框架。其原因之一，显然是它编印于“9·13事件”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之前。
受上述著述熏陶，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前，尽管我仍然赞成“党报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一类的观点，但已经与许多年轻新闻工作者一样，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感到此工具非彼工具，此武器非彼武器。即较之“枪杆子、刀把子”——军队、警察、法庭，报刊、广播、电视首先是“耳目喉舌”。刚才说了，1976年春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发给我们做教材，该书上篇第54页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拥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17]这是马克思1849年在《〈新莱茵报〉审判案》中的精彩发言之一。他怎么也不会想到127年后——1976年春，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会有不少莘莘学子受其感染和因其震撼。我也是“被感染”和“被震撼”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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