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老三届知青。[3]
1968年8月至1970年8月，我在务农之余，因给《安庆日报》《安徽日报》（那时叫《新安庆报》《新安徽报》）当通讯员而获得《毛主席论报刊宣传》[4]《马恩列斯论报刊宣传》[5]。
1970年9月，我被选调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做记者、编辑工作时，从有关方面得到《马恩列斯语录》[6]。
受上述著述熏陶，我那些年赞成当时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党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报纸是阶级斗争的武器”[8]，新闻工作者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9]，“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新闻路线”[10]，“接受工农兵再教育”[11]。(www.xing528.com)
但是，我又和当时周围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困惑：怎么一方面说“靠实事求是吃饭”[12]，一方面又说“事实为‘政治’服务，事实服从‘路线斗争’需要”[13]？
大家都主张尊重历史。我感到：尊重历史就随之尊重自己，不尊重历史也很难尊重自己。反过来说，真正尊重自己就必然尊重历史，不真正尊重自己也很难尊重历史。因为历史的长河是由无数朵浪花汇成的，谁都在其中，只不过有大小之分罢了。所以我们忆当年也并非全是冰凉的回忆。譬如，我在当知青时，首次读到毛泽东主席1938年10月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14]从那一刻起，“教条”与“指南”这两个辨析不易的概念，再也很难从脑海中抹去。
再如，我刚进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时，首次翻看《马恩列斯语录》，读到马克思1835年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15]那一刻，对马克思的崇敬无以复加。马克思是1818年生人，他写上述那番话时才十七八岁呀！如此年青，有如此胸怀，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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