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就党的出版物而言；或者说，在党的出版物领域，“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2]。正因为党与党报的关系，如同巨型“机器”与其内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关系，所以，党兴旺与否直接决定党报兴旺与否。
对此，人们回眸延安时期的党与党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与党报，能更深切地感知。
党史上的延安时期，起自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止于1947年3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撤离延安。在这十年间，特别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全党上下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3]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党已拥有120余万名党员，领导着近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根据地，所统率的人民军队达120余万人、民兵达220余万人。[4]
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经过整风运动，继承和发扬了党报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党中央机关报。直到今天，在党报采编、教学、科研工作者心目中，依然是延安《解放日报》，为我们建立、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新闻工作实际相结合的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6]。其严重性从一个百分比足可以看出：为给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而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却有52.7%的人被诬蔑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不能与会。[7]
“文化大革命”使党报遭到的挫折和损失之大同样从一个百分比足可以看出：我国公开出版的报纸，1965年有343种，而1968年却跌至42种，停刊者达87.8%，地市级党报几乎全军覆没。[8](www.xing528.com)
所幸者，于1978年冬启动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有非凡的自我净化、与时俱进的能力。作为这样的党、国家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我们的党报，同样有这种能力。
请看：
——党的十四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祖国内地日渐确立，对外开放力度日渐加大。前者给新闻媒体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好某一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与市场，与新闻消费者（受众），与竞争对手（境内外其他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的关系？后者给新闻媒体带来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好国内外舆论互联互通互动的关系？党报吸取一些新闻媒介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教训，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强调的“舆论引导”作为自己的时代命题，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党的十六大后，党和国家在大政方针上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此息息相通的保障人民大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问题凸显出来了。党报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强调的“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自己的时代命题，并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党报随之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自己的时代命题，已经交出并将继续交出合格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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