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论丛：中国特色及本质属性再探

从全球新闻发展史来看，党报曾经在各个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或长或短地出现过，欧美发达国家也经历了一个党报居于主导地位的阶段（约18世纪到19世纪前半期），后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新闻自由体制的发育成熟，党报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党报发展脉络及其没落展现了西方的现代主流传播价值观转型，体现了从以政治宣传为中心向以专业主义信息服务为中心的传播价值观的转向。党报在欧美发达国家作为主流媒体的存续时间并不长，且已经不再具备现实的理论合法性。

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为时甚晚，且选择了迥异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路径。在革命和建国的进程中，我们建构了基于本土国情和现代化路径选择的新闻宣传工作体系，党报在其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并被赋予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的定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党报传统，包括党报体系和党报理论体系。这条传统在历史实践中既一脉相承，又不断与时俱进地突破创新，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及当代媒体技术变革的进程中，党报本身也在不断地探索改革，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和特征，在这种新形势下探讨“党报改文风”话题，必须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视角审视党报传统和现实特征。

在党报理论研究话语体系中，很多讨论将“党报”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来使用，或将党报当作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现代大众媒体来看待，并视为中国的主流媒体；或将中国所有党报当作一种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报纸类型来探讨，忽视了其内在的异质性。这些论述存在着对党报发展历史与现实的理论简化问题，忽视了历史与现实双重视野下党报本身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将其当作一个貌似指称透明的概念来使用，实际上导致无法有效解释现实、指导改革的理论盲点。(www.xing528.com)

关于党报传统和党报的属性问题，弭秀玲于1992年在《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关于新闻改革的一点思考》^[1]一文中曾经做出了非常有价值的探讨，遗憾没有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她提出了几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第一，从传播学的视野来审视媒体的属性，依照传播主体、决定传播内容与形式的动因以及受传者的差异，可以将媒体划分为组织传播媒体和大众传播媒体；第二，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有两条党报传统，即两种不同传播模式的机关报：一是以延安《解放日报》为代表的组织传播型报纸；二是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型报纸。两种报纸、两种传播模式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都很好地为当时的革命斗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第三，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众多报纸，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只继承了解放区报纸的传统（延安《解放日报》），而没有或很少继承重庆《新华日报》的传统。这些报纸严格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组织传播手段，远不是大众传播媒介。第四，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从组织传播彻底转变为大众传播，继承和发扬重庆《新华日报》的光荣传统，把党报办成真正的新闻学意义上的大众化报纸。

弭秀玲的上述观点，我们不妨借用当代理论大师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的话来评价：充满了“洞见”，也暴露出“盲视”。^[2]一方面，她从传播学视角反思了党报的本质属性，一针见血地提出“洞见”，即我国存在着两种党报类型，具有两条相互独立的党报传统；新时期新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革新观念，将党报办成大众传播型的报纸；她的观点在理论上发人深省。另一方面，弭秀玲的观点也暴露出顾此失彼的“盲视”，绝对化地否定了延安《解放日报》传统的现实价值，过度张扬重庆《新华日报》传统的价值；在理论判断上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没有认识到两种党报类型各自具有的存在合理性，也没有为折中型态留下空间。站在当下理论研究的地平线上，我们理当拥有基于历史观察的更多后见之明，进一步去厘清党报历史传统及党报理论认知的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