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运河文化保护策略，70年成果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江苏省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使丰富的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展望新时代江苏省运河文化物质遗产保护，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树立多元协同的理念

作为一种线性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元文化和亚文化是互相依存的，他们统一于一个众多元素的同构体中。因此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不能只看到一个因素、只保护发掘其文化上的内涵，而要考虑到与文化遗产相关的众多问题，例如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以及沿线生态这些与大运河文化处在同一同构体下的其他因素。多元协同理念要求把部分放回整体中加以研究，应当更多地考虑整体，即使是研究其中的部分，也应当是处在“整体中”这一状态下的部分。

大运河文化带中的文化、旅游、生态这三个“部分”密不可分，三者统一于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之下。一方面，要把文化、旅游、生态这三重功能定位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与利用的参考指标，注重三者的互动和动态平衡，使大运河文化带这一“整体”得以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保护发展好大运河文化以带动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徐州大运河文化风景区和杭州大运河文化风景区，就是通过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相关品牌和产业建设带动了区域旅游业的开发，进而在开发旅游吸引游客的过程中保护、修复了沿线的生态环境，这种做法对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运河文化带这一线性文化遗产，除了是文化、旅游、生态这三部分的同构体，还是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两种文化形态的同构体。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互不兼容，却统一在大运河文化带的整体之下。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时，不能只加强对运河本体等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忽视对更为脆弱的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方面，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正因大运河的职能和沿线文化环境的变化而消逝，如传统技艺，民间口述历史、传说、歌谣等；另一方面，物质遗产的流失也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具有研究价值的珍贵史料的消失，会使得民间口述历史、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难以寻找、考证。因此，要把握好侧重点，在保护好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加注重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

一是要突出江苏各地市运河文化的地域特色，将运河文化与地域特色文化相结合，打造属于本地市的大运河文化遗产品牌，在进一步推动城市文化内核发展的同时，实现运河文化与地域特色文化的共同发展。

二是要建立起一整套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完整体系，在保护的同时，科学地传承和利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要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性发掘和保护，通过普查、建立遗产备忘录等方式发掘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信息技术和其他手段，如文字描述、音像采集等，对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采集、加工和存储。另一方面，不能忽视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建立起相关博物馆、数据库，以减缓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些依附于物质文化遗产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此外可以通过戏剧、音乐、舞蹈、展览等舞台方式进行展示、演绎和再创造，使大运河文化更具感染力和群众吸引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继承有创新，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大运河文化。

二、构建保护性制度框架

目前国家层面已制定了《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2012—2030年）》《大运河遗产联合保护协定》《中国大运河遗产管理规划》《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及2019年2月刚刚公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对于保障大运河物质遗产，促进其科学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单以后，要进一步制定更加详细、更加清晰、更加全面的国家及地方立法，作为运河遗产保护、利用的相关依据与准则；要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执法部门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升到国家高度，成为在法律管理、监督下的世界级文化遗产。

三、优化管理与协调机制

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一项跨省市、跨流域、跨部门的系统工程，应当建立上通下达、相互交流与合作的协调制度。在国家层面上要建立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管理司（局）等类似的管理机构，全面指导各地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协调不同省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从整体上予以指导与管理。另外沿运河各省市也要自成体系，成立专门的运河遗产管理局（处），在遵循国家顶层设计规划的前提下，将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定期的会商、协调、合作机制，各部门之间明确权责，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要科学指导、分步实施，既要借鉴遗产管理的经验，还要吸取教训，系统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定期召开国家、地方层面的联席会议，改进与完善管理举措，实现运河文化遗产的科学利用。(www.xing528.com)

文旅部门应进一步增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工作的时代紧迫感，抓紧制订出台相应政策，积极通过多种形式推广大运河文化。相关责任部门应加强横向协作，以法律、制度、体制等作为横向协作的主要抓手，加强对大运河文化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扶持力度。通过制订和完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从法制层面提高社会对文化遗产的支持度和保障度，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创造制度条件。各级管理部门应从行业管理需求出发，建立满足大运河文化事业健康发展需要的工作体制和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和行业管理力度，积极培育和探索建立健康、稳定、繁荣的大运河文化市场机制。

四、加强宣传保护的力度

大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功用价值。在科学保护大运河遗产的前提下，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一方面要加强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另一方面要将历史文化与旅游开发、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将遗产的文化价值转变为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要全面利用各种宣传媒介，既要使宣传深入到社会的不同层面、不同人群，还要将运河文化的教育深入到中小学课堂，通过学研结合、全景展示的方式，使运河文化深入人心。

但是单纯地发掘文化价值还不能使人们意识到大运河文化保护发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意识到大运河文化对沿线旅游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重要价值，或者尽管意识到了大运河的文化价值，也往往缺乏科学严谨的保护意识，使得大运河遗产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在大运河文化尚未形成有力带动作用的情况下，要让大运河遗产的文化内涵更好地被发掘，宣传就成了关键。如何开展大运河相关知识的科普工作，提高大运河沿线居民对大运河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水平，推动大众主动参与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是大运河相关部门正在面临的重要挑战。

大运河文化的宣传应该利用好大众传媒等宣传渠道。在重视传统纸质媒体的基础上，也要运用好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媒体，宣传大运河文化及其相关的旅游、生态乃至科研价值，使大运河文化更具感染力，更能凝聚大众参与到对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中去。

开展“保护运河、文脉相承”活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大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动中来，倡导多样方式助力运河文化遗产的宣传。组织专项志愿者团队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同时，让宣传能够渗透到社会的不同职业层面，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职员抑或是高校师生，都对运河文化具有认同感；让宣传深入到不同的年龄人群，尤其是将运河文化的教育深入到中小学课堂，通过学研结合、全景展示的方式，加深对运河文化的了解与体悟。

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行动，更不能只做短期的抢救性保护，不少地方往往存在要消弭了便抢救一下，救回来便不再重视的现象。对待大运河文化，应该长久重视、持续保护、全民参与。相应地，在宣传策略上也要注重长期性、渐进性，不能只求一时热度。应当在发挥大运河文化价值的过程中，不断吸引大运河沿线居民参与，使民众实在地意识到大运河文化对沿线旅游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积极作用，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使大运河文化与大运河沿岸居民更加紧密地联系、绑定在一起，将大运河文化遗产融入沿岸居民文化、生活中去，使大运河文化在大运河沿岸长久存续，这才是大运河文化保护的最佳模式。

五、建立数据化管理平台

大运河遗产的种类、数量众多，依靠传统的管理模式难以及时、有效处理相关问题，只有在大数据背景下，通过技术创新与科技革命才能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斯·库克耶合编的《大数据时代》认为，大数据的五个特点分别是大量、高速、多样、低价值密度、真实性。而大运河文化遗产基本符合这些特点。单纯依靠人工的力量是难以对海量遗产数据进行处理，对遗产进行全方位监控和保护的，所以通过建立全国性及地方性的大运河遗产数据化管理平台，可以搜集、整理日常相关数据，及时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予以有效解决。

要强化遗产的数字化监控，组建预警系统，培养专业人才，完善配套设施，建立应急处理机制，加强对国际先进经验的借鉴，实现科学管理。要加强对大运河文化的基础性研究，创建“运河学”学科，对“运河河道与河政、漕运制度与管理、漕运文化与社会、运河区域社会经济、运河遗产保护与开发、运河文化与艺术等方面”进行重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