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的善下和谦虚让其成为百谷王，《周易》与《道德经》的启示

〔题解〕“愚之”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王侯欲处于民众之上,就要以谦虚的语言来对待民众,让民众觉得王侯处于民众之下;要处于民众之前,就要在利益面前身居民众之后,让民众觉得王侯将民众的利益摆在前面。王侯以“愚”的方法而不是愚民的方法治理天下,“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

〔原文〕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译文〕江海之所以能成为天下溪流的王者,是因为它们善于居于溪流之下,所以能成为天下溪流的王者。因此圣人想要居于众人之上,必然用谦下的言语来对待民众;想要处于众人之前,必须将自身利益放在民众利益之后。所有圣人虽居于民众之上而民众并不感到沉重,处于民众之前而民众并不感到有害。所以天下民众乐于拥戴而不感觉厌烦。因为不与民众相争,所以天下没有谁能与之相争。

〔解析〕这一章是老子对上一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的解释,也是对谦卦之谦和萃卦的总结。用“明民”的方法来贯彻道,会明确告诉民众,圣人就是居于民众之上、处于民众之前,民众不会接受;以“愚”的方法来贯彻道,让民众看到王侯应居于民众之上,却甘愿处于民众之下,应处于民众之前,却将自身利益放在民众利益之后,民众会欣然接受。在上民众并不感到沉重,居前民众没有感觉受到伤害。与“明民”相比较,这样的方法就显得愚拙。圣人不用“明民”而用“愚之”的方法治民,是真正贯彻了道的意图,因此得到民众的拥戴。

老子认为,萃卦厉王被逐至彘地,是因为不知道治民要用“愚”的方法,没有做到“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厉王自以为有智慧,乱征税让民众感到沉重、受到伤害,引发国人暴动,被迫离开国都。厉王如果能让民众感到君王愚拙,有税不知道征,有利让民众分享,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而萃卦六二大人面对暴动民众,“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是说大人与暴动民众谈判,暴动民众要对厉王采取过激行为,大人采用引导的方法,平息了暴动民众的焦躁情绪,吉祥。大人答应了暴动民众的合理要求,谈判成功,大人用简单的祭祀向暴动民众表达自己的诚意。老子认为,萃卦大人与暴动民众谈判,以“言下之”、“身后之”来对待暴动民众,最终妥善解决了国人暴动问题,“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在萃卦九五被推举为共和执政。大人不与厉王争,不与暴动民众争,不与朝臣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在自然界中,江海居于下,由于“善下”而成为溪流之王。老子通过自然现象来说明治理之道,主张要成就大事,就要“善下之”。《周易》谦卦主张有谦,圣人如江海善下而又有谦,就可以兼畜天下,成为“百谷王”。(www.xing528.com)

“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欲上民”是要居于民众之上,也就是居于高处。“高下相倾”,民众是圣人的根基,圣人居于高处,以谦下的语言来对待民众,不忘根基,才会长久,所以要“言下之”。“欲先民”,是要处于民众之前。圣人处于民众之前,首先面对的是名利。面对名利,圣人置身于民众之后,不与民众争名利,民众才会跟随圣人前行。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道德经》第五章“圣人以百姓为刍狗”,是说圣人也要百姓做出适当的奉献和牺牲。由于圣人采用了“言下之”、“身后之”这种“愚”的方法,民众受到感动,即便身为“刍狗”,圣人处于上,也没有感到沉重;圣人处于前,也不会受到伤害。圣人得到民众的拥戴,民众会“乐推而不厌”。《周易》姤卦“包无鱼,起凶”,是说民众感到沉重、受到伤害,才导致国人暴动。

“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子认为,王侯成为圣人,能善待民众,就可以成为天下的共主,这个共主是由天下人推举出来的,而不是通过争霸抢夺来的。老子在这里已经将周天子否定掉了。《周易》萃卦厉王离开国都后,大人被国都民众推举为执政。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是说厉王离开国都,朝廷出现权力真空,民众推举大人执政。大人接受民众的推举,以共和来替代君主专制,没有过错。这不是大人对厉王不讲诚信,而是为了江山社稷长久稳固,必须由大人出面稳定局势,以共和替代君主专制。大人对让厉王离开国都的悔恨消亡。老子认为,大人被民众推举,是因为大人做到了“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所以国都民众会乐意推举大人为共和执政。但只有圣人能真正做到“天下乐推而不厌”。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成为天下共主不是争来的,而是被天下人推举出来的。正是因为圣人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与之相争。《周易》萃卦大人在国人暴动平息、厉王离开国都后,没有去争权力。大人不去争,但没有其他人能与之相争,所以才会被推举为共和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