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下的城市建设调控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现实的人是在由现实的制度所赋予的制度约束中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是在有了制度时才得以发挥功能的。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描述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组织及其生存社区在制度安排上由传统的制度安排（村庄）向新型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转变。制度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劳动力、资本及其他各种经济要素在不同空间地域上的流动与重组。

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城市化及其基础——工业化的主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方式从农业中积累城市化、工业化初始阶段的建设资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各种强有力的措施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如中国政府用改变设市和建设镇的标准、实行不同的工业化方式、精简城市居民、动员居民下乡充实农业第一线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城市化，也通过户口、就业、商品粮、住房等管制政策来限制城市人口的过度膨胀。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城市化进程却极为缓慢，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城市化水平相对于工业化水平明显滞后。(www.xing528.com)

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产品大量地流向非农产业。之后，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发展，中国由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制度安排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下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制度安排，大大地促进了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镇）化的进程。如这一时期所实行的“市管县”、设市及设镇标准的调整和大量的撤县设市导致城市数量，尤其是小城市（镇）数量急剧增加，城市总人口提高，城市化速度加快。与此同时，相应的制度变迁和创新，如经济要素流动创新、农地制度创新、民营工商业制度创新、城市建设投资制度创新及其他涉及户籍制度、城市居民补贴政策、居住、择业、保险、子女就学等多方面的制度创新，都充分显示出制度因素对城市化的推动和促进作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