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音乐交流的历史与意义

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应该可以追溯至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的唐代。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他们通过礼拜、唱诗等宗教活动，最先将基督教的赞美诗带到了中国。这大概可以追溯至中国的元代。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即后来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马可·波罗游记》，将一批批传教士的目光引向了中国这块神秘东方的古老的土地。明中叶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来华的传教士逐渐增多。而西方音乐大量传入中国，是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之际。

明万历十年（1582），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广东肇庆建立了内地第一所天主教堂，在传教活动中开始使用西洋乐器。1598年，他向明朝皇帝进献了一架八音琴。1602年，他又向万历皇帝进献“西琴”一张，即一架当时欧洲非常流行的有四十个音的击弦古钢琴“克拉维科德”（clavichord）。为配合教学，利氏用古汉语撰写了八首宣传天主教教义的歌词，谱成曲汇集成册，取名《西琴曲意》出版发行。这些乐曲便是最早译成中文的天主教赞美诗。与利氏同在北京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也被召进宫廷，为太常寺选派的四个乐工教习钢琴演奏欧洲乐曲。利氏之后，西方传教士又陆续带来“凤篁”（即管风琴）和其他西洋乐器。而从《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内容和先后被译成拉丁、法、德、英等多国文字看，利氏也积极地将中国的音乐、戏曲、乐器等介绍给西方，对西方人了解中国音乐文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大量来华，中西音乐交流进一步发展。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Schall von Bell，Johann Adam，1591—1666），曾修复了当年利玛窦带来的古钢琴，撰写过中文版的《钢琴学》。顺治九年（1652），他主持修建的北京宣武门天主教堂“南堂”内，装置了中国内地第一部管风琴。康熙年间，进入宫廷担任外籍音乐教师的传教士还有：比利时的南怀仁（Verdiest，Ferdimand，1623—1688）、葡萄牙的徐日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意大利的德里格（Theodoricus Pedrini，1670—1746）。南怀仁任过康熙帝的音乐教师，并与其他传教士一起，为康熙帝编过《西方纪要》，介绍西方风土民俗，包括管风琴。他向康熙帝推荐的徐日昇，曾编写了《律吕纂要》，这是用汉语介绍西洋乐理的第一本基础知识书籍。他奉诏进京后，曾进献了管风琴和古钢琴各一台。德里格曾参与编写《律吕正义》的《续编》等。(www.xing528.com)

乾隆帝即位后，宫廷继续聘请了数位外籍传教士担任音乐教师。除德里格外，还有波西米亚的鲁仲贤（Jean Walter，1708—1759）、德籍小提琴家魏继晋（Florian Bahr，1706—1771）、法国小提琴家格拉蒙特（Jean Joseph de Grammont，1736—1812）等。他们在宫中建立和指导合唱队、西洋管弦乐队，组织上演西洋歌剧和西洋傀儡戏。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政府派遣马嘎尔尼率团访华，随团带有一支小型仪仗木管乐队。随行多人回国后都将此次经历著书刊行，其中使团参赞巴罗（Barrow John，1764—1848）的《中国游记》（1804）中还收录了中国民歌《茉莉花》。这令人不禁联想起此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里的中国旋律主题。

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为了传教之需，必然会刊行许多以赞美诗为主的曲谱集。出任宫廷音乐教师的传教士在教授古钢琴等西洋乐器和西洋乐理的同时，也必然要刊行和介绍当时欧洲通行的五线谱。尽管这些曲谱中杂用了工尺谱、简谱、纽姆谱、五线谱等多种记谱方式，且当时欧洲流行的五线谱还只是当今国际通行的五线记谱法的前身，但五线记谱法毕竟于此期开始传入了中国。当年将五线谱和西洋音乐知识收入其中的《律吕正义续编》就曾认为：“从此法（指五线记谱法）入门，实为简径。”它的传入对我国音乐发展的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