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宗教音乐的发展与历史连续性

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而不衰的宗教只有佛教和道教，也只有佛教和道教拥有完整的自我体系的音乐。佛教自东汉传入，佛教音乐便随其发展，由初期搬用天竺梵呗，六朝时逐步汉化，至隋唐走向繁荣，经宋元到明清日益深入民间，趋于定型。也正是在完全定型之时便开始了它的日渐衰微并逐步与民间世俗音乐的合流。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有一个从民间到宫廷、又由宫廷回到民间的历程。道教音乐随其发展，从吸取民间音乐而形成科仪音乐，经科仪音乐规范化、程式化后再返回民间继续其世俗化演变。这个过程的完成期大约就在明清。宗教音乐的兴衰恐怕与统治者的关注程度有关。

先看明代。朱元璋十七岁出家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皇觉寺，二十六岁投入的农民军也是打着白莲教的旗号。他对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对佛、道二教取利用的态度。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即立善世、玄教二院掌天下僧道，并召见名僧金宝，“应对称旨，命居天界，日接天颜，训唱法义”（明·释镇澄《清凉山志》）。洪武四年，诏征江南高僧十人，于次年初举办盛大法会，亲自拜佛，法会中奏《善世曲》《昭信曲》《延慈曲》《法善曲》《禅悦曲》等。洪武七年，他又敕礼部会僧道拟释、道二教之科仪格式，令全国僧道遵行。洪武十年，命在郊祀坛之西建“神乐观”直隶于太常寺，专为宫廷祭祀礼乐而设。而明宫的祭仪其实就是搬用道家的斋醮科仪音乐。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专为道教“钦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道教斋醮仪式音乐由此确立了最基本的规程，后沿为传统，明代道乐开始呈现新的格局。

朱棣即位后，据说自诩为“玄天真武大帝”化身，敕刻《道藏》，敕建武当山宫观，对道教多有关照。《道藏》收有署作“永乐御制”的道教祭祀乐章《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曲格也多取自南北曲。然具有鲜明的宫廷祭仪音乐特点，即沿袭着历代宫廷祭祀乐平稳端重的特点。

武当山地处鄂西北，承明成祖朱棣的大力扶持，为“亘古无双胜景，天下第一仙山”，是各代道教活动圣地，而明代最为兴旺，且自成一派。明代的武当山有朝廷供养的乐舞生四百人，乐师除山下“伙居道”乐师不计，仅山上每个宫观能执乐的乐师都在十人以上，八宫二观和较大的庵堂均能独立演奏道乐进行祀典法事。武当道乐用于修道、纪念、斋醮等各类道教法事中，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朱棣后来对佛教也很关顾，永乐四年派专人赴西藏恭请名僧哈里麻到京，并封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渲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自在佛”。并于永乐十八年，又有他亲自作序的“御制”《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元明散曲》载录）五十卷，主要用南北曲填词而成，颁赐各地习唱。此《歌曲》有散曲两千六百余首，所用南北曲牌调（大部分是北曲）达三百余种，还有一些借自少数民族的歌调。歌曲以俗世歌调作为“佛曲”诵唱佛号，将佛教内涵与世俗歌乐形式结合了起来。(www.xing528.com)

明中叶以后，各代帝王不是崇道就是信佛。武宗自封为“大庆清王西天觉圆明自在大定佛”。世宗和神宗酷信道教，一意成仙，以致长年置朝政于不顾，影响至明代的官贵士大夫纷纷尊崇佛道思想，著名文人都好以禅宗入学、入艺。宗教遂在民间更与各种民俗活动相结合，对民众发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各式各样的民间表演艺术，也常把灯节、庙会、赛社作为它们的重要活动场所。明遗民张岱《陶庵梦忆》中曾记述了他幼年逛龙山庙会的盛况：庙会一连四昼夜，“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唱歌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听之而已。……父叔辈台于大松树下，亦席，亦声歌，每夜鼓吹笙簧与宴歌弦管，沉沉昩旦”。可见庙会、祭赛等宗教民俗活动为各种民间艺术的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少种类的民间艺术正是伴随着宗教民俗活动而发展起来的。如果不是皇室在宗庙和道观举行祭祀乐舞，而且还公然在寺院举行献佛乐舞以超度亡灵，恐怕民间百姓的祭赛娱乐民俗活动也不敢如此壮观红火。

至明中叶，北京新建了喇嘛寺百余所，数千西藏各派喇嘛僧侣，藉赴北京向明廷朝贡，把藏传佛教法舞音乐“跳布扎”（即民间俗称的“打鬼”或“跳神”，西藏地区称“羌姆”，内蒙古地区称“查玛”）带到北京。据万历时太监刘若愚《明宫史》记：“万历时，每遇八月中旬，神庙万寿圣节，番经厂……须于隆德殿大门之内跳步叱（即‘跳布扎’）。而执经诵念梵呗者十余人……习学番经跳步叱者数十人，各戴方顶笠，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璎珞。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后，执大锣；余皆左持有柄圆鼓，右执弯槌，齐击之，缓急疏密，各有节奏。按五色方位，鱼贯而进。视五方五色伞盖下诵经者以进退，若舞焉，跳三四个时辰方毕。”藏传佛教早在元代即已入五台山，并很快传播发展，明代即形成五台山的“黄庙”佛乐。有着喇嘛教渊源的黄庙佛乐，同时也受到五台山汉传佛教的“青庙”音乐的很大影响。可知我国佛教音乐以五台山音乐为正宗和源头，再流布至西北青海、甘肃等地的藏传佛教寺院。

佛教音乐在“供养”“颂佛”、直接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兼具对世俗作通俗性宣传的职能。在面向俗众的佛事活动中，尤其民间应赴的道场之类，所用乐器、乐曲便与寺庙内部的法事音乐，包括仪典、法会及早晚课诵等仪式音乐要有所不同。乐曲须改古老渊源的梵呗唱颂和器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俗调；乐器须改“法器”类的磬、钟、鼓、铛、铪、引磬、木鱼等为民间习用的管、笛、笙、箫、唢呐等吹管类。这便必然与俗间音乐有种种交流乃至融合。道教音乐的种种“随俗”做法更在所难免，如清代以下江南一带的正一派的斋醮活动，索性多数就在民间聚会或在信众家中举行。仪式中经常演唱昆曲，奏粗细“十番”锣鼓，还吸收江南丝竹的音乐素材。这样，道教音乐，包括宣卷、道情音乐，便在与江南民间音乐混融的过程中共同发展。近代以来，江南民间音乐似乎增添了一种超脱的化境般的神韵，江南地区的道乐也显得灵动、活泼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