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乐舞与乐器、乐曲的制度

明代的宫廷音乐延续前朝体制。尽管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严厉的专制统治，定都金陵后设置太常、教坊立典乐官，置雅乐，但由于受到蓬勃兴盛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强烈冲击，加之宫廷雅乐本身的呆板、僵化，其总体呈衰落之势已不可逆转。

明代宫廷乐舞主要为宫中祭祀、朝贺、宴飨等活动而设，尤其是配合宫中政治活动，故朱元璋于立国之初便“锐志雅乐”，直接控制宫廷乐舞。他曾对侍臣说：“礼以导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甚者以先帝王祀典神祇饰为队舞，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喧淫亵之乐悉屏去之。”（清《续文献通考》卷一〇三）并亲自创建宫廷乐舞。其中祭祀用的《中和韶乐》规模最大，包括“文武之舞”和“四夷之舞”。乐舞歌词突出渲染皇帝与上天的关系。

宫廷祭祀内容包括圜丘、先农、日月、太岁、风雷、周天星辰、历代帝王、太庙及释孔等。祭祀的主要程序依次为迎神、奠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望燎九项。不同场合规定演奏不同乐曲。如洪武元年（1368）冬，明太祖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乐曲依次安排为：奏《中和》《肃和》《凝和》《寿和》《豫和》《熙和》《雍和》《安和》《时和》等。舞蹈是在三献时进入。初献呈武舞，亚献、终献呈文舞。祭农时奏《永和》《雍和》《寿和》《太和》等乐曲。洪武六年（1373）祭孔时规定奏《咸和》《宁和》《景和》等曲。至嘉靖九年（1530）祭先蚕时则规定奏《贞和》《寿和》《顺和》《宁和》《安和》《恒和》等乐章。

据《明史·乐志》载，郊庙祭祀音乐所用乐器、乐舞与乐曲同样，均有一定制度。如洪武元年规定，乐工六十二人，乐器用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埙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洪武七年，乐工增至七十二人，乐器也相应增加。文武之舞各用舞生六十二人，加入各执干戚、羽籥的引舞二人和舞狮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

朝贺乐主要用于宫廷圣节、正旦、冬至、千秋节等节日朝会场合，包括丹陛大乐、中和韶乐、殿中韶乐等。《明史》记洪武三年所定“大朝贺”仪式流程为：“凡大朝贺，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之东西，北向；陈大舞于丹陛之东西，亦北向。驾兴，中和韶乐奏《圣安曲》。升座进宝，乐止。百官拜，大乐作。拜毕，乐止。进表，大乐作。进讫，乐止。宣表目，致贺讫，百官俯伏，大乐作。拜毕，乐止。宣制讫，百官舞蹈山呼，大乐作。拜毕，乐止。驾兴，中和韶乐奏《定安之曲》，导驾至华盖殿，乐止。百官以次出。”朝贺之乐所用乐器很多，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种种不同的编配。如大祀庆成、大朝会等所用“丹陛大乐”，洪武三年所定规制为：箫四，笙四，箜篌四，方响四，头管四，龙笛四，琵琶四，六，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总共六十多人。至洪武二十六年，“丹陛大乐”的配置改为：戏竹二，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头管十二，八，琵琶八，二十弦八，方响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二，总共近百人。而明宫廷教坊乐工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规模。(www.xing528.com)

宴飨乐主要指宫廷内各种宴饮活动中所用的音乐舞蹈。明廷的宴飨乐分为侑食乐、丹陛大乐、文武乐、四夷舞乐、迎膳乐、进膳乐、太平清乐等种类。洪武三年（1370），宫廷定立朝会宴飨之制，凡大宴飨，用九奏三舞。教坊司设中和韶乐于殿内，设大乐于殿外，立三舞杂队于殿下。九奏为要演奏《归濠》《开太平》《安建业》《削群雄》《平幽都》《抚四夷》《定封赏》《大一统》《守承平》九曲，三舞为酒进二、三、四爵，分别呈献《平定天下》《抚安四夷》《车书会同》三支乐舞，同时奏舞曲，唱乐歌。酒行至九爵，馔毕乐止，最后表演《百花队舞》。宴飨乐舞内容及乐歌文辞，如《续通志》所记：“大都述创造以来迄享太平之事。”洪武十五年（1382），对九奏三舞有所更定增改：九奏为《炎精开运》《皇风》《眷皇明》《天道传》《振皇纲》《金陵》《长扬》《芳醴》《驾六龙》九曲。四奏前，与过去同，依次舞《平定天下》之舞。从五奏起到九奏，每奏增加一个节目，分别是《百戏》《八蛮献宝》《采莲子》《鱼跃于渊》《百花队舞》。同年又规定大祀庆成大宴，用《万国来朝队舞》《缨鞭得胜队舞》；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大宴，用《九夷进宝队舞》《寿星队舞》；冬至大宴，用《赞圣喜队舞》《百花圣朝队舞》；正旦大宴，用《百戏莲花盆队舞》《胜鼓采莲队舞》。宫廷宴乐所用乐器主要有箫、笙、琵琶、箜篌、、方响、头管、龙笛、杖鼓、大鼓、板、腰鼓、胡琴、埙、篪、排箫、钟、磬、应鼓等。各类乐器、乐工数量均依不同场合而不等，乐舞表演均须遵循一定的程式，以至表演者的服饰亦须有一定的规范。

宴飨音乐，特别是宫中日常的宴乐活动，其乐舞的娱乐性及艺术审美功能本须有较高的要求，而从上可知，恰恰明代宫廷宴飨乐舞突出体现的是礼仪性和典礼性。九奏三舞每每以固定的佐宴程序和形式出现，已成一种礼仪行为和符号，这不仅大大削弱了乐舞的欣赏娱乐性，而且明显阻碍了乐舞艺术的发展。这与统治者为密切配合皇权政治活动之需，强化宫廷音乐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而夸耀国势强盛，宣扬国泰民安，祈福延年不无相关，宫廷乐舞演出已是徒有其表，毫无宴乐应有的艺术特点和吸引力。《明史·乐志》曾这样评述明代宫乐：“盖学士大夫之著述止能论其理，而施诸五音六律辄多未协，乐官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晓其义，是以卒世莫能明也。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凡声容之次第，器数之繁缛，在当日非不灿然俱举，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音律久废，太常诸官循习工尺字谱，不复知有黄钟等调。”

宫廷以外民间世俗音乐的强烈冲击并进入宫廷，宫廷内部的主要娱乐项目成为“杂戏诸陈”。朱元璋之后的明宫宴飨乐普遍为：“殿中韶乐，其词出于教坊俳优，多乖雅道。十二月歌，按月律以奏；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为娱戏，流俗喧，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明史·乐志》）即使后期统治者想方设法更增乐章乐舞，制造宏大场面，也挽救不了其必然走向低谷的命途。而随着民间音乐还有部分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进入，明代宫廷的俗乐色彩不断鲜明，甚至一些宫廷雅乐竟用杂剧曲调填词，如以《飞龙引》奏《起临壕》，以《风云会》奏《开太平》，以《庆皇都》奏《安建业》，以《喜升平》奏《抚四夷》等；以“四夷”乐器如腰鼓、琵琶、胡琴、箜篌、头管、羌笛、、水盏、拍板等伴奏的《回回舞》《北番鼓》《高丽舞》等“四夷乐”，成为明宫宴乐中不可缺少的必演的节目。而统治者除了夸耀其功、笼络人心、强化皇权的政治企图外，他们未必意识到四夷之乐在宫廷音乐中的立足，正是外国外族音乐文化与华夏音乐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这种各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吸收和交融，预示了中华民族大文化发展和形成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