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多民族器乐的突出发展

五代、宋、辽、西夏、金、元时期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乐器和器乐，均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延续唐代宫廷乐舞的遗风，从五代前蜀王建墓的石刻棺床器乐浮雕，足可见证唐末世族避乱在蜀，带去了中原高度发达的音乐文化。浮雕刻有二十四个乐舞伎，操有十九种乐器。其中弹拨乐器三种：琵琶、箜篌、筝，吹奏乐器八种：贝、叶、笙、筚篥、箫、箎、横笛，其余均为打击乐器：羯鼓、铜钹、拍板、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和鼓、齐鼓、正鼓等。这些乐器及其配置，与唐宫廷龟兹乐所用乐器比较相近。整个乐队乐器的组合以打击乐器为主，其中拍板为统领，琵琶的地位从重，应为弹拨和吹奏乐器的统领，其明显是唐宫廷十部乐中龟兹乐的遗存。只是乐伎所持乐器排列无序，但乐器形制和乐伎演奏姿态均形象生动。

宋元社会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在市井音乐兴盛，辽、西夏、金等国及蒙古等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外文化交流和宫廷音乐继续发展的背景下，不但很多隋唐乐器和器乐被继承下来，并继续发展，即如笛、笙、筚篥、琴、筝、琵琶、杖鼓、拍板、方响及教坊大乐等即是，而且还不断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乐器和器乐，即如拉弦乐器胡琴，弹弦乐器三弦、双韵、十四弦、火不思、渤海琴、葫芦琴，吹奏乐器夏笛、小孤笛、鸪、扈圣、七星，打击乐器云璈，外来乐器兴隆笙，以及多种独奏、小合奏的新形式等。若新品乐器为传统器乐合奏所吸收，则器乐的发展便又呈现出新的特色（见图58）。此外，宋代的琴乐、元代的琵琶乐均有了向纵深开掘表现力的发展趋向。

图58　西安西郊枣园俾失十囊墓奏乐陶俑

辽为契丹民族，原为鲜卑余部，向有自己独特且古老的音乐传统。契丹民族音乐的主体是民间歌舞，通常“歌者一，二人和”，即一人唱，二人帮腔，伴奏乐器是小横笛、拍板、拍鼓各一。舞速较快，“其声喽离促迫”，约与其游牧和射猎的民族生活有关。据《辽史·乐志·散乐》载：“今之散乐、俳优、歌舞杂进，往往汉乐府之遗声。”可知辽的散乐源于中原的汉乐府，所用乐器有筚篥、箫、笛、笙、琵琶、五弦、箜篌、筝、方响、拍板及杖鼓等鼓类，共十六种（见图59）。演奏形式中已有筚篥和笙的独吹，琵琶和筝的独弹，鼓、笛、筑的独奏等器乐独奏表演。还有一种兼具生产工具和打击乐器的鞚，即马勒，似为一种效果或色彩乐器。辽的鼓吹乐、横吹乐来自北狄诸国的马上作乐，用于军中，均以笛、管、箫、笳、筚篥族及铙、鼓之类组成，规模庞大。加之辽国宫廷雅乐，其使用的乐器已有“八音”类下五十多种，但其中多少是契丹民族乐器还难以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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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五代契丹人胡瑰绘《卓歇图》（故宫博物院藏）

西夏以党项羌族为主体，能歌善舞。乐舞有鼓吹乐的威武雄壮之风，诸如战争、礼仪、祝寿、祭祀、娱乐等乐舞。加之宫廷雅乐、宗教音乐，西夏使用的乐器已达“八音”类下六十余种。据调查确认，敦煌莫高窟、榆林窟中有丰富的西夏壁画，所见有乐队、乐器的壁画也较多。其中出现了今二胡的前身“嵇琴”的图像。前述嵇琴即奚琴。陈旸《乐书》说是南北朝时居住在库莫奚的奚族乐器。宋时，库莫奚正是辽的属地。榆林窟的嵇琴是马尾弓，与陈旸《乐书》的图示相仿。而宋人沈括有《凯旋》诗曰：“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又据朝鲜柳子光《乐学轨范》（1493）称：“奚琴……以马尾弦，用松脂轧之。”证明西夏流入中原这一拉弦乐器新品，对中原擦弦乐器的发展和完善，有着莫大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北宋时，已有嵇琴著名演奏家徐衍等人。据沈括《梦溪笔谈·乐律》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自此始为‘一弦嵇琴格’。”可知徐衍已有如此高超的嵇琴技艺。嵇琴在民间使用和流传的过程中不断改进形制，由最初“以竹片轧之”，至迟于元代改成了马尾作弓拉奏的“胡琴”。嵇琴及其后的马尾胡琴作为一种新品拉弦乐器，由于它长于抒情并能演奏有力度的长音，所以不仅用以单件的伴奏、独奏，而且很快被民间和宫廷多种器乐合奏所吸收，甚至以群体形式作为完整的声部乐器，参与大型宫廷乐队的演奏。这样，胡琴自身的演奏技艺也相应得到快速的发展。元代诗人杨维桢曾有诗句赞咏西夏胡琴演奏家张惺惺的独奏艺术，曰：“惺惺帐底轧胡琴。一双银丝紫龙口，泻下骊珠三百斗。划焉火豆爆绝弦，尚觉莺声在杨柳。神弦梦入鬼江秋，潮山摇江江倒流。玉兔为尔停月白，飞鱼为尔跃神舟。西来天官坐栲栳，羌丝啁啁听者恼。”

金为女真民族，爱好乐舞，盛行民歌和民间乐舞。元代北曲中保存有古老的女真歌舞《鹧鸪》等。金朝宇文昭《大金国志》说女真族音乐“其乐唯鼓笛，其歌唯《鹧鸪》曲”，可知《鹧鸪》是女真族的代表民歌和舞曲，鼓笛是代表乐器。金太祖天辅五年（1121）得宋之礼乐、仪仗等，金朝始有金石之乐。金世宗时设置太常官署，掌管礼乐，教坊官署掌管俗乐，管理岁时宴乐及掌铙歌、鼓吹、散乐、渤海乐、本国乐等。金朝各种音乐所用乐器已涵盖“八音”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