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乐曲系的说唱技艺大致分有两支:一支是受唱赚音乐影响较深的诸宫调,归入瓦舍技艺中;一支是直接从曲子音乐发展而来的鼓子词,在文人中间流行。虽然它们都在元代衰微,但由于它们的音乐组合形式都是曲牌的联缀,所以都为曲牌体音乐的成形提供了重要基础。鼓子词是反复用同一调子,以同一词调连成一遍;诸宫调是联合同一宫调或不同宫调的支曲和套数成为一个整体。诸宫调之前,还有从商品叫卖声演化而来的“说唱货郎儿”,由最初的使用单曲,发展为将一支单曲以变奏的演唱方式组合成套曲,可谓独特别致。以下分别道来。
鼓子词的初始形态仍是宋代的一种民间歌曲。为表达内容之需,只用一个曲调反复演唱一个故事。还不够,再加上高架杖鼓击节,由此向说唱艺术不断演进。这种以单支曲调(曲牌)反复歌唱多段词文,并以鼓击节伴和,人们称之为鼓子词的民间说唱歌曲,终而引起了文人士大夫的兴趣。他们开始利用这种民间鼓子词的形式,创作出一些文人专有的说唱技艺的鼓子词。如吕渭老用《点绛唇》反复两次,写出《圣节鼓子词》;侯寘一次只用一首《新荷叶》,写出《金陵府会鼓子词》,另一次用《点绛唇》反复两次。故又可见鼓子词在词的使用遍数上没有限制。较长的如欧阳修用《渔家傲》两种二十四首,写出《十二月鼓子词》,分唱十二个月的景色;用《采桑子》十一首,写出《六一词》,咏唱颍州西湖一年四季,特别是春色的明媚。这是迄今发现最早、也是最具文学个性色彩的鼓子词。欧阳修也因此被认为是文人鼓子词的最早作者。
后来,鼓子词又加入叙事说白和笛子、琵琶等简单的管弦乐器伴奏,以讲唱相间的形式叙述故事。由三人以上配合表演,即一人主唱兼讲说,余人歌伴和唱兼器乐伴奏。如赵令畤《元微之崔莺莺·鼓子词》,用商调《蝶恋花》反复十二次,即分唱十二段,取材于唐代元稹传奇小说《莺莺传》的崔、张爱情故事。每段都是先用文言散说故事,后唱商调《蝶恋花》曲牌。各曲均按《莺莺传》的情节发展,缠绵相续,因果相连。这便是目前唯一的一首公认的宋代流传至今的鼓子词。《清平堂话本》里的《刎颈鸳鸯会》,用商调《醋葫芦》反复十次,在每次反复之间夹有一段口语的散文。这也是一个被认为宋代说唱鼓子词仅存的实例。
鼓子词的盛期应是横跨南、北宋的,南宋之后与词一道走向衰落,至元代绝迹。
诸宫调即诸般宫调,顾名思义,相比鼓子词,这是一种调性(兼指调高和调式)丰富的大型说唱艺术。首先它是说唱,同其他所有说唱艺术一样,它有说有唱,说唱相间。所不同的,是它异常而复杂的音乐。它不像鼓子词那样只反复使用一个曲牌,而是由多个不同的曲式单元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曲调来源于唐、宋大曲,曲子和市井音乐中的各种曲调。它既可以是单曲及其若干次的叠唱联缀再加尾声,又可以是若干不同曲牌的叠唱联缀加引子、尾声,包括由散板、定板交替而成的“赚”。这样,每个曲式单元内部是一个宫调,而不同曲式单元之间就有不同的宫调了。也就是说,诸宫调既可以使用不同宫调的支曲,又可以使用不同宫调的套曲。各曲间插有说白。所以,诸宫调实际上是一种由不同宫调的支曲与套曲联成的多调性的大型套曲。诸宫调亦即由此得名。(www.xing528.com)
这种大型说唱,据《碧鸡漫志》说,是北宋熙宁、元丰间,汴梁勾栏泽州(今山西晋城)艺人孔三传首创。又据《东京梦华录》得知,他于崇宁、大观年间在瓦舍与耍秀才同唱诸宫调。表演形式一般是一人讲唱到底,由讲唱者自己击鼓或击锣和界方(水盏),由他人用笛、拍板等乐器伴奏。诸宫调大约于宋、金间成熟后达至极盛。说它音乐复杂,其实也是由其表现内容的复杂而决定的。现存最完整的代表作品,是金中叶董解元(解元是此期对文人的统称)的由《莺莺传》“崔张恋爱故事”展衍而来的《西厢记诸宫调》。诸如现今可知的表现此类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的诸宫调曲目约二十种,多篇幅长大,情节复杂,如《张协状元》《刘智远》《三国志》《五代史》等等。
“崔张爱情故事”后继续展衍出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为避免混淆,后人多称董解元的诸宫调之作为《董西厢》,王实甫的杂剧之作为《王西厢》。《董西厢》全本共用了正宫、道宫等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五十一个不同曲牌、一百九十一个套曲。若含曲调变体则有四百四十四个。可见作品调式调性的丰富、结构的复杂和整体艺术所达到的高度。《董西厢》宋时的乐谱早已散佚,清人毛奇龄《陆生三弦谱记》说,明末擅北曲的三弦艺人陆君旸“尝谱金词董解元曲”。陆君旸于清初曾入宫任内廷供奉。现存《董西厢》谱最早见于清初《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故有后人怀疑“九宫大成谱”与陆君旸所谱或许有关。
诸宫调消亡大约在元末明初。此期的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曾慨叹:“金章宗时,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有人能解之者。”据此,则诸宫调于元末明初已近绝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