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迅速崛起的、具崭新风貌的市民音乐形成鲜明的对照,宋朝宫廷则是一片雅乐重铸的复古风景。宋初宫廷通过承接南唐系统的江南音乐,间接继承的是隋唐燕乐遗制,故宫廷雅乐、燕乐、鼓吹乐、大曲各类音乐的建制、内容齐备。身处内忧外患的交困局面,宋代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策略对付与其鼎峙的各种武装力量。而以提倡程朱理学,强调“雅正之音可以治心”,对其臣民实行精神上的统治。
五代十国承袭唐代的乐舞机构建制和表演艺术,宋朝统一后,宫廷乐部制度上沿袭后周旧制,东、西教坊与“钧容直”等都设在汴梁,设立大曲、法曲、龟兹、鼓笛等教坊四乐部,将征讨七国搜刮的各国乐人和技艺人填充其中,担任岁时宴飨、年节庆典、皇族寿诞及国宴上的供奉等宫廷的各种演出任务。教坊外,设属皇帝私用乐团的“云韶部”,专门在宫内宴会时表演节目。宫廷外,设诸军乐、衙前乐等,如设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的由军队里长于音乐的兵士组成的乐队——“钧容直”,主要演奏大曲、龟兹、鼓笛等部的乐曲。
遵循历朝历代统治者的雅乐祭祀模式,宋代雅乐仍旧是形制庞大,形式繁琐,分工极细,人数众多,所用乐器类多量大。乐队仍分堂上和堂下两套,即所谓堂上为“登歌”,堂下为“宫悬”。以周秦以来传统雅乐金石乐器钟类、磬类、埙类、建鼓等为主,并辅以竽、箎、琴、瑟等管弦乐器。为显示尊严和娱乐之需,宋代宫廷食举之乐、燕飨之乐、内廷之乐等亦等级严格,礼数繁复。上述北宋教坊分四部,其中鼓笛部专司器乐。后来由于实际需要的改变,南宋将教坊四乐部扩大,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十三部,其中九部专司器乐,而且是单一乐器设部,致使乐工们要掌握更多的乐曲。据《宋史·乐志》,每年春秋圣节典仪上三大宴的燕乐表演,包含大曲、鼓吹曲、清曲的合奏和器乐独奏的音乐节目占十一个。筚篥为众乐之首,配合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并与琵琶、筝、笙等乐器为配合皇帝举酒,都伴有专门的独奏节目。加之宋代有宋太宗、宋仁宗两位洞晓音律的皇帝,他们不但“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而且品赏乐舞的兴致和水准都高。
宋代宫廷保留的传统器乐合奏“教坊大乐”,据《都城纪胜》说,北宋时其乐队所用乐器是箫管、笙、(轧筝)、嵇琴、方响等细乐乐器,再加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筝等。乐器排列即如前述“十月十二日”的排场,场面相当大:除已引依次为十串一行的拍板、五十面一色画面琵琶、两座箜篌、二面高架大鼓、两座羯鼓外,再“次列铁石方响……次列箫、笙、埙、箎、筚篥、龙笛之类,两旁对列杖鼓二百面”。南宋的“教坊大乐”取消了雅乐乐器埙、箎之类及羯鼓和多种乐器的演奏人员,但增加了十一把嵇琴,超过了琵琶的人数。这表明我国传统管弦乐队吹、拉、弹、打四类乐器的配置自始初步形成。(www.xing528.com)
元代的宴乐兼容了少数民族的大量养分,不但乐曲中增有蒙古族和西亚或新疆等地带回的乐曲,而且按表演场合和内容的不同,歌舞大曲部门由四个“乐队”表演,乐队人数、所用乐器和所唱奏的曲目也不同,体现了汉族与其他民族混合的音乐风格。如元顺帝时,为宫廷《十六天魔舞》伴奏的乐器有龙笛、头管、小鼓、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等,乐队兼用了汉族和蒙古族的乐器。显然,歌舞及音乐是带有混合风格的。
宫廷鼓吹乐从宋初就因袭唐制,所用乐器亦袭唐器,包括金钲、鼓类、筚篥类、横吹类及箫、笳、笛等,气势浩大,乐手人数可多达近一千八百人。如果伴有歌唱,其“播之鼓吹”“以耸群听”的效果可以想见。
北宋末年,宫廷外,民间音乐勃兴,教坊与钧容直等逐渐衰落。成熟的市民音乐、高超的民间表演艺术,对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有名的民间艺人被召进宫侍奉内庭。宋徽宗的生日天宁节那天,宫廷里开始有了勾栏艺人表演的杂剧节目。据周密《武林旧事》卷四载:宫廷雇用的“内中上教博士”六人均为市井艺人,每月支银十两。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内外交困加剧,掌管和从事宫廷音乐艺术表演的教坊竟被废止。从绍兴十四年(1144)始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因金人大举入侵而撤消止,前后只存在了十七年。后再建再废,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从旧教坊和钧容直、衙前乐的乐工中召集一些乐工,甚至是少年乐工和包括“歧路人”在内的民间艺人,经短期培训后临时客串一下以应付演出所需。这些临时雇用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至孝宗时期,和顾艺人占乐人的总数已增至近半。可见至宋元后,民间音乐牢牢占据时代音乐的显要地位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