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源于先秦，经魏晋至隋唐五代的声诗文化发展

我国文人士大夫音乐生活的传统和精神，应是源于先秦儒墨道诸家与屈原等，经魏晋“竹林七贤”一辈的弘扬，迎来了隋唐五代“声诗”文化群体中的新发展。自隋炀帝时设置进士科开考进士，我国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正式形成。自此大批社会中下层庶族寒士中的精英，得以有机会参与科举而迈入仕途，以文人士大夫的身份登上社会政治思想舞台。以乐舞文化为代表的唐代文化艺术能够走向历史的高峰，与一代优秀诗人中涌现出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巨人，并发挥着他们独特的、不可或缺的创造才能是分不开的。

如大诗人王维，不仅诗作卓绝，如他的山水诗和隐逸诗等，“文章得名”，而且“妙能琵琶”，精通音乐。他曾扮琵琶乐工为公主“进新曲，号《郁轮袍》”（薛用弱《集异记》）。据《旧唐书·王维传》载：“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他及第后，又因善音律善琴乐，又精禅学等，担任了太常寺中主管乐舞的太乐署的重要官职“太乐丞”。《旧唐书·王维传》称他“书画特殝其妙，笔纵措思，参与造化，而创意经图，即有所缺，如山水平远，云峰石色，绝迹天机，非绘者之所及也”。宋人称赞他在书画方面的才能和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大诗人李白不但富于社会理想和从政抱负，且字如其人，遒劲飘逸，还善歌、善琴、善“青海舞”及剑术。他的诗歌，与张旭的草书和裴将军的剑术，被唐文宗誉为“三绝”。而此类唐文人士大夫与音乐结有不解之缘的逸事不胜枚举。如肃宗朝进士刘希夷，“少有文华，好为宫体”，又“善搊琵琶”（刘肃《大唐新语》卷八）。宣宗时任校书郎的李群玉“好吹笙，常使家僮奏之”（钱易《南部新书》丙）。诗人张志和自称“烟波钓徒”，“善画山水，酒酣，或击鼓吹笛，舐笔辄就，曲尽天真”（辛文房《唐才子传》）。官至太常卿的杨师道，“每与有名士燕集，歌咏自适”（《新唐书·杨恭仁传》附《师道传》）。

尤其唐诗多能入乐“唱为歌曲”，那些与音乐密切结合的歌辞乐语，亦称声诗，即宋代王灼《碧鸡漫志》中所说：“李唐伶伎，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旧唐书·李益传》说，李益每一篇写成，则被“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他的“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一绝，“天下以为歌词”即广为传唱。元稹的诗篇进入宫廷和广为人知，以及他仕途升迁的重要原因，即是他的诗文，如都市艳曲“《长庆宫辞》数十百篇”等等，为京师伶人们竞相传唱。正如他自己的《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诗云：“怜君诗似涌，赠我笔如飞。会遣诸伶唱，篇篇入禁闱。”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称赞康洽：“新诗乐府唱堪愁，御妓应传鹊楼。”即《唐才子传》所说，他“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又更如戴叔伦《赠康老人洽》所说：“一篇飞入九重门，乐府喧喧闻至尊。宫中美人皆唱得，七贵因之尽相识。”唐代诗人们积极主动参与乐舞文化的创造，配合音乐歌舞为乐工歌伎协律作歌，故从这一意义上说，唐代优秀的诗人、歌伎乐工们也是音乐家。诗人们的诗名也正是在歌唱乐舞的推动下远播宫廷、民间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宣宗《吊白居易》）“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韩翊《送郑员外》）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一入歌乐，便广被传唱，成为经世不衰的送别曲，即如：“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白居易《对酒诗》）“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刘禹锡《与歌者何戡》）“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李商隐《赠歌妓》）隋唐文人音乐的突起，是文人士大夫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同宫廷、民间不同的社会联系，以及他们独特的音乐生活所决定的。

隋唐宫廷频繁的朝会宴飨，每每会邀集进入这一社会阶层的文人士大夫们，观赏太常乐伎高水平的燕乐或雅乐的盛大表演。即如《新唐书·礼乐志》载：“宣宗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衣珠翠缇绣，连袂而歌。”文人们积极参与宫廷宴飨歌曲的创作，或直接在宫廷宴会上歌舞作乐。即如《旧唐书·郭山恽传》载：“时中宗数引近臣及修文学士，与王宴集，尝令各效伎艺，以为笑乐。工部尚书张锡为《谈容娘舞》，将作大臣宗晋卿舞《浑脱》，左卫将军张洽舞《黄麞》，左金吾卫将军杜元琰诵《婆罗门呪》，给事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而士大夫们参与了此类礼乐活动后的观感则是：

仲春蔼芳景，内庭宴群臣。森森列干戚，济济趋钩陈。大乐本天地，中和序人伦。正声迈《咸》、《濩》，易象含羲文。玉俎映朝服，金钿明舞茵。韶光雪初霁，玉藻风自薰。（权德舆《奉和圣制中春麟德殿会百僚观新乐》诗）(www.xing528.com)

文人的优秀诗文，尤其是诗乐，经士大夫或自己进荐，咏唱于宫妓、教坊后，其诗文及声名遂在宫廷中占一席之地。“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旧唐书·元稹传》）上引康洽“工乐府诗篇，宫女梨园皆写于声律。玄宗亦知名，尝叹美之。所出入皆王侯贵主之宅，从游与宴”（《唐才子传》）。又，“天宝末……有唱李峤诗者。玄宗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故刘肃《大唐新语》说：“朝士献诗者，不可胜记，唯峤诗冠绝当时。”

此外，从杜甫在岐王宅赏李龟年之艺、王维在王府和驸马宅独奏琵琶曲《郁轮袍》等故事，可知文人还常参与王公贵戚之家的乐舞观赏。中唐以后，文人入幕之风渐盛。无论军队中的军职幕僚还是使府内的文职幕僚，多有了边地游历的独特经历。这样，他们既有军中征战、宴乐或随节度使阅赏方镇军营中乐舞的体验，又以自己的边塞诗作，营造出唐诗中的“边塞诗”高峰。

由于唐文人诗客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有着与民间生活和广大民众休戚与共的经历和情感，因此不论他们的边塞诗或是都市场景诗，入乐进入市井，很快受到欢迎并得以传布。白居易自称“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伎哉？’由是增价。”又“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虫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白居易《与元九书》）正是上引之“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及“孺子亦知名下士，乐人争唱卷中诗”。《云溪友议》卷十载，民间艺人刘采春之女周德华擅唱文人名篇，“虽罗唝之歌不及其母，而杨柳之词，采春难及”，“所唱七八篇，乃近日名流之咏也”。其中便有滕迈中郎中、贺之章秘监、杨巨源员外、刘禹锡尚书、韩琮舍人等文人士大夫的作品。若没有对民瘼民情深切的体验和了解，诗人们是写不出表达民意民性的作品的，广大民众也不会如此传诵他们的作品，史称“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適（高適）而已”（《旧唐书·高適传》），但遭遇坎坷的文人总是极大多数。他们与民间保持着更多的联系，对民族民间音乐有较多的机会作较深入的了解。那么，在他们的作品中便很自然地会流淌着民间音乐的音调和情愫。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刘“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词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白居易诗云：“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辞苦，多是通州司马诗。”诗人们的民歌仿作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传唱。前述如柳宗元《渔歌调》、白居易的《竹枝词》，更有刘禹锡的《竹枝歌》《竞渡曲》《采菱歌》《纥那曲》《踏歌辞》《杨柳枝》《浪淘沙》《忆江南》等等，无不是谪居生活里，在各种酒宴乐舞活动中，向民间曲子、民间歌舞和民间歌妓、乐工学习与合作的产物。以至“晋国风流沮洳川，家家弦管路歧边。曾为郡职随分竹，每作歌辞乞《采莲》”。连民俗歌唱也每每借重文人代为作辞，而新的词体、曲体或音乐文学样式也在逐渐地酝酿和发展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