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简介-简明中国古代音乐史

为了适应宫廷乐舞享乐的奢华需求，从隋文帝开始，宫廷加强重视了礼乐设置。在建立多部乐制度的同时，将所有乐人集中起来归属太常寺。太常寺自汉就有，直至隋唐都是职掌礼乐的最高行政机构，即“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资治通鉴》）。“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唐时“以八署分而理之”（《旧唐书·职官志》），下设太乐、鼓吹二署直接管理乐舞、鼓吹。杨广继位后，任著名音乐家白明达为乐正。乐舞机构、乐人及其聚居区也逐年膨胀，并分配特定的坊区建立乐工教习培训基地，开了后世宫廷表演机构“教坊”制度的先河。太常歌伎乐工除须随从炀帝南北巡游，到处表演之外，每年正月还按定例举行长达半个多月的盛大乐舞表演。这些制度和“戏场”都为唐以后历朝所沿袭仿效。

唐初承隋制，在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均设有太常寺、太乐署、教坊等中央音乐机构。教坊是唐代新设的音乐机构，最初也属太常寺，地位似并不重要。开元二年，唐玄宗改组了太乐署，让它统领雅乐和燕乐。原其中唱奏民间音乐的乐工分出来，单独成立了四个外教坊和三个梨园，直属宫廷管辖。这样，教坊和梨园逐渐受到重视。教坊专管雅乐以外的俗乐歌舞、散乐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成员有男有女。鼓吹署则主管鼓吹乐，参与仪仗和部分宫廷礼仪活动，如皇帝行幸、皇室成员外出，“施用调习之节，以备卤簿之仪”。唐玄宗原有一个内教坊，设在禁苑内的蓬莱宫侧。四个外教坊分归长安和洛阳两都，各设左右两个。长安的左教坊设在延政坊，以工舞见长，右教坊设在光宅坊，以善歌取胜；洛阳的两个教坊都设在明义坊。三个梨园分别为：长安宫中的梨园是唐玄宗亲自参与教习法曲，并担任他自创新曲的试奏任务。长安太常寺里的梨园称为“太常梨园别教院”，主要试奏艺人们的新创法曲。洛阳太常寺里的梨园称为“梨园新院”，主要演奏各种民间音乐。梨园以坐部伎选出男乐工三百人、女乐工数百人，住在宫中宜春院。梨园中另设一“法部”，挑选十五岁以下的少年三十余人组成，谓之“小部音声”。

隋唐宫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工，总数都曾达至数万人之众。据《通典》载：“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帝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可知他们中有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世代乐工，或比乐工地位更低的由“国之贱奴为之”的官奴婢，又有因政事受罚或被牵连而“被配为乐户”，及选自平民与农家的“音声人”。如崔令钦《教坊记》载：“平人女以容色入内者。”又《通典》说：唯雅舞选用良家子。“国家每岁阅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所有女乐工依色艺的高低分为四等：最高的是“内人”，人数最少，住在宜春院。因在表演大型的艺术性很高的歌舞时，经常站在皇帝面前或在舞队首尾的重要位置上，故又称“前头人”或“内人”（见图43）。其次是“宫人”，色艺上逊于“前头人”，人数较多，住在云韶寺，在歌舞中也往往担任重要角色。再次是“搊弹家”，都是因貌美而被强征入宫的民女，歌舞不精而以指弹丝弦乐器擅名，故谓之“搊弹家”，通常列于队伍中间。据《教坊记》说：她们排练一个多月也不一定能上台的歌舞节目，内人只要排练一天即可完成。最后是“杂妇人”，他们并不是专职乐人，而是当“前头人”接受皇帝赐食时，他们便充当“前头人”上台歌唱。艺术水平低于内教坊的是太常梨园别教院和长安外教坊，乐工约几千人。艺术水平最低的是洛阳的教坊和梨园新院。

图43　甘肃敦煌莫高窟112窟唐代反弹琵琶乐舞壁画（摹本）（局部）

玄宗时，内教坊有很大发展。此等宫廷音乐机构已不单是管理俗乐，而且教习表演俗乐，包括各类乐器演奏以及歌唱和舞蹈；考核音乐技艺、选拔音乐人才、表演和试奏新乐等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大唐六典》）太乐署教习课程依难易的程度而明确规定：清乐大曲，六十日成，大文曲，三十日，小曲，二十日。乐、西凉、龟兹、疏勒、安国、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散乐、雅乐大曲，各三十日成，小曲各二十日（《唐六典》）。而且要学会难曲五十曲以上并能参加演出者才能毕业（《新唐书》）。时限是：难度高的“大部伎”学三年，次难的部伎学二年，较容易的“小部伎”学一年。每学年对所学内容有严格的考核。十五年中须通过五次上考、七次中考。教坊专掌教习的乐工设有音声博士、曹第一博士、曹第二博士等。依据学生的质量，太乐署还对担任教学的太乐博士、音声博士、助教博士等较高级的乐工规定了考核成绩——上第、中第、下第三等。成绩卓著者可得官职，但乐工身份不变，成绩拙劣者则降职或除名。学生在学期间的一切费用自理。学习期满后，每年要赴长安或洛阳无偿服务几个月，或以交纳实物或货币代役。所有乐工中凡技艺优秀者才有资格进阶。修业特优者或充当太乐署的助教博士，或征入教坊、梨园长期服务，宫廷支付报酬。不及格者则降至鼓吹署，学习大、小横吹。教坊乐人有很多是从梨园新院业优者中抽调。选自坐部伎的内廷梨园艺人，如经太常考察难以胜任者，则降至立部伎，再难胜任者则改习雅乐。唐乐队中得高厚禄者也不乏其人。《唐会要》论乐条注曰：“太常卿窦诞又奏用音声博士，皆为大乐，鼓吹官僚。于后筝、簧、琵琶人白明达、术踰等夷，债劳计考，并至大官。自是声伎入流品者盖以百数。”然技艺出众的乐人得以行赏、升迁者毕竟少数，总体说，乐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十分卑贱低下的。

以上这种“教坊”的艺术教育制度，使得当时宫廷音乐的艺术质量得到了保证和提高。梨园不断涌现并且集中了大批最优秀的艺术家。梨园乐工群体对盛唐宫廷的乐舞艺术和唐代音乐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仅宋代乐史《杨太真贵妃外传》中提及的就有以歌擅一时的李龟年、善舞女伶谢阿蛮，马仙期的方响、张野孤的箜篌、贺怀智的拍板，还有善歌的孙元忠、许永新，善弄参军的黄幡绰、李仙鹤，以及李龟年歌唱之外的筚篥、羯鼓，贺怀智拍板之外的琵琶，张野孤箜篌之外的筚篥及作曲技术等，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众多乐器演奏家中，不少人是多种乐器的擅长者，甚至还是作曲家、歌唱家、音乐理论家。如龟兹人白明达，既精通琵琶演奏，又是《春莺啭》《万岁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泛龙舟》等名曲的作曲者，其曲调因“掩抑摧藏，哀音断绝”而为隋炀帝所赏悦。疏勒人裴神符，既是五弦、琵琶名手，指弹琵琶技法的首创者，又是《火凤》《倾杯乐》《胜蛮奴》等琵琶名曲的作曲者。李龟年既是演奏筚篥、羯鼓的好手，又是以歌擅一时的歌唱家。张野孤既能奏箜篌、筚篥，又擅表演散乐、参军，还创作有《雨霖铃》《还亲乐》等名曲。更有不得不提的有“音乐家皇帝”之称的唐玄宗李隆基——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中，唐玄宗是唯一的不仅是宫廷音乐的领导者，同时也是宫廷音乐的参与者、实践者：玄宗“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资治通鉴》），又有《霓裳羽衣曲》《紫云回》《龙池乐》《小破阵乐》《光圣乐》等名曲的创作。他喜歌舞，善笛管，尤擅羯鼓演奏，宰相宋璟曾称赞他的羯鼓演奏为“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外，“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旧唐书·音乐志》）。他亲自按乐的地方是梨园，依其突出的艺术成就和辉煌崇高的地位，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深为后世艺人们所向往，以致“梨园”称谓在中国演艺界长期延续和广被借用。

史籍中提到的此期歌唱家，同样不仅技艺超群，而且各具风格。他（她）们是：许永新（许和子）、李龟年、李鹤年、裴大娘、谢大、御史娘、李郎子、张红红、何念奴、李贞信、田顺明、朱嘉荣、柳青娘、何满子、何戡、陈意奴、陈幼寄、南不谦、陈不谦、孟才人、罗宠、陈彦辉、任智方四个女儿等。其中许和子、张红红等值得一述。据《乐府杂录》，吉州永新县（今江西吉安）乐工的女儿许和子，后为宜春院“内人”，改名“永新”。她“既美且慧，能变新声”，并“喉啭一声，响传九陌”。明皇曾命李谟为其“吹笛逐其歌，曲终管裂”。一日，玄宗“大酺于勤政楼，观者数千万众，喧哗聚语，莫得闻鱼龙百戏之音。上怒，欲罢宴。中官高力士奏请：‘命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止喧。’上从之。永新乃撩鬓举袂，直奏曼声。至是广场寂寂，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勇，愁者闻之肠绝”。足见其歌唱之神奇魅力。后来，有人在广陵一船上听到她的歌声，断言肯定是许和子，上前一看，果然是她。原来，她是于“安史之乱”中逃出宫廷，嫁与了平常人士。此又可见许和子的歌声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又据《乐府杂录》，大历中教坊才人张红红，“喉声嘹亮，颖悟绝伦”，并有过曲不忘的本领。乐工自撰一曲《长命西女》，叫她隔屏歌唱，“一声不失”，人称“记曲娘子”。另据《教坊记》，教坊乐工任智方的四个女儿皆善歌唱且各有特点。其中二姑子“吐纳凄婉，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如从容中来”。

此期宫廷乐舞虽多以集体舞为主，散乐较之乐舞也多处陪衬地位，但出众的舞蹈家和散乐艺人仍有不少留下了声名。舞蹈家主要有安叱奴、公孙大娘、王屋山、沈河翘、庞三娘、颜大娘、魏二等。主要代表作有杨贵妃的《霓裳》、公孙大娘的《剑器》、王屋山的《绿腰》、沈河翘的《何满子》、小蛮的《杨柳枝》，以及西域传入的“胡旋女”的《胡旋舞》、由“胡风”向“汉风”转化的女子独舞《柘枝舞》和双人舞《屈柘枝》等。其中杜甫曾有诗追述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印象，诗中云：(www.xing528.com)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白居易《醉后题李、马二伎》诗，似是反映《屈柘枝》的比较特殊的表演形式，诗云：

行摇云髻花钿节，应似霓裳趁管弦。艳动舞裙浑是火，愁凝歌黛欲生烟。有风纵道能回雪，无水何由忽吐莲。疑是两般心未决，雨中神女月中仙。

此《剑器》和《屈柘枝》分别可谓唐代健舞与软舞的代表。

此期的散乐名艺人有黄幡绰、张野孤、李仙鹤、李可及、王大娘、赵解愁、曹叔度、行如海等。仅举散乐中的“竿技”为例，刘晏于天宝年间一次观看教坊舞伎王大娘的顶竿表演时，曾奉玄宗之命口占一绝《咏王大娘戴竿》，诗云：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据说王大娘表演百尺顶竿，竿上可装有一座木山群或载十八人而来回走动。又张祜《千秋乐》诗描写长安千秋节（玄宗生日）大酺时，宫廷、民间观赏赵解愁戴竿表演的盛况，诗云：

八月平时花萼楼，万方同乐奏《千秋》。倾城人看长竿出，一技初成赵解愁。

宫廷艺人赵解愁当时与公孙大娘、王大娘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