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歌舞戏和参军戏的结合及其发展

前述南北朝末百戏杂舞中已有如《踏谣娘》（又名《谈容娘》）、《兰陵王》等雏形歌舞戏出现，隋唐后，歌舞戏的表演形式继续发展，有增无减。此期已是有故事情节、有角色的化装表演，有歌有舞、有伴唱、有乐器伴奏的雏形戏曲了。唐时的《踏谣娘》，可参见唐诗人常非月《咏谈容娘》的描述：“举手整花钿，翻身舞锦筵，马围行处匝，人簇看场圆。歌要齐声和，情教细语传。不知心大小，容得许多怜！”此期歌舞戏的内容表现多为社会现实生活的戏剧化，或将民间故事经“时人弄之”而成。如中唐时的歌舞戏《旱税》，内容取材于贞元二十年的关中大旱，京兆尹李实还照常抽税，人民没有活路，“撤屋瓦木，卖青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激于义愤编演了此戏讽刺李实，并献演于皇帝。戏中唱道：“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千堂屋二千钱。”为民申舒冤愤的成辅端，后又反遭诽谤而被害捐躯（《旧唐书·李实列传》）。还有如反映农民贫困生活的《麦秀两歧》，揭露官强逞迫百姓贱卖贵买的《刘辟责买》等。此期的歌舞戏在民间流传广远且不断有变体出现。“广场角抵，长袖从风，聚而欢之，寖以成俗”（《唐会要》），演出多在露天歌场或戏场，即“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敦煌曲《皇帝感》辞（一））。又如唐李绰《尚书故实》：“京国顷岁街陌中，有聚观戏场者。”《集异记》也载：“寺前素为郡之戏场，每日中，聚观之徒，通计不下三万人。”及“寺前负贩戏弄，观看人数万众”（《太平广记》）。

唐时另一种戏曲形式称弄参军，即参军戏。“参军”本是官名，参军戏多为滑稽、讽刺的题材内容，如讽刺“汉馆陶令石耽贪污受贿之事”一出。故事说后赵贪官参军周延，时位陶县令，因贪污几万匹黄绢被捕入狱，后得到赦免。戏中“参军”一角装痴，另一角叫“苍鹘”或“苍头”，装智，有白有舞，即前引李商隐《骄儿》诗句“忽复学参军，按声唤苍鹘”中的“参军”“苍鹘”两角。开元中，教坊艺人张野孤、黄幡绰曾以表演此戏著称。据唐代高彦休《唐阙史》说：“优人李可及者，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讽匡正，然智巧敏捷，亦不可多得。”可见咸通中优人李可及善演参军戏。他“乃儒服险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讲座，自称《三教论衡》（儒、释、道）”。当时盛行三教各自的说教活动。李可及扮巨座大儒，为参军，隅座后生为苍鹘。后生问，大儒答。贞元、元和年间又出现了“陆参军”的参军戏，说明参军戏在流传中，其表演方式和内容也不断有所变化。据唐代范摅《云溪友议》载：唐诗人元稹曾在浙东遇到一个冲州撞府的戏优家班，“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元稹遂有一《赠刘采春》诗云：“新妆巧样画双蛾，幔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匀光滑笏，缓行轻踏破波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说明此戏已有了女性的歌唱表演。晚唐薛能又有《吴姬》诗说：“楼台重叠满云天，殷殷鸣鼍（鼓）世上闻。此日杨花初似雪，女儿弦管弄参军。”表明此时的参军戏又有了鼓和管弦乐器的伴奏。(www.xing528.com)

唐代善戏弄的俳优及作品除上述外还有很多。据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载：玄宗开元中除黄幡绰、张野孤外，还有李仙鹤等；武宗朝有曹叔度、刘泉水等。善弄《假妇人》者，懿宗咸道以来有范传康、上官唐卿、吕敬迁等；自宣宗大中以来又有孙乾、刘璃瓶等；昭宗乾宁时还有郭外春、孙有熊等。善弄《婆罗门》者，有大中初的康迺、李百魁、石宝山等。《乐府杂录》又说：“僖宗幸蜀时，戏中有刘真者，尤能，后乃随驾入京，籍于教坊。”又据《旧唐书·音乐志》：民间艺人中之出类拔萃者入选宫中后，“倡优之伎”，“居新声散乐”，与百戏杂技同类，并“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他们高超的表演技艺反受到了限制。然而，戏曲作为一门新生的、综合的音乐表演艺术，以唐代歌舞戏和参军戏为标志，它的成型和向着成熟的发展已不可逆转。戏曲的“以歌舞表演故事”的基本特征，融文学（诗歌）、歌唱、舞蹈、戏剧表演、说唱、杂技等多样艺术手段和唱、念、做、打、舞蹈、武术等为一炉的综合特征，已初步形成。上引“弦管弄参军”一诗句，也表明了歌舞戏与参军戏的结合趋势，并显示出戏曲早期发展的轨迹和取向，这是宋元戏曲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随着歌舞戏和参军戏的进一步发展，唐太和三年（829），四川成都已有“杂剧丈夫”（杂剧演员）的名目出现。至迟于北宋初年，杂剧从散乐分离出来，戏曲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艺术形式，至宋元实现了文学性、音乐性、舞蹈性与戏剧性的高度统一，成为各种中华古典表演艺术的结晶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