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律的理论计算成果及对中国音乐史的深远影响

两汉以来，士大夫文人们在音乐艺术理论的探求上，除侧重于社会功能与伦理，或侧重于技艺等方面外，还涉及乐律技术理论这一音乐文化的特殊领域，如《淮南子》强调的“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重要的代表人物及成果有京房六十律、荀勖“笛律”和何承天的“新律”。

西汉律学家京房（前77—前37），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字君明。曾随小黄令焦延寿学易，是今文易学“京氏学”的开创者。元帝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为郎。后因劾奏中书令石显等专权，为显等所嫉，出为魏郡太守。又遭显所诬，死于狱中，时年仅四十。他“好钟律，知音声”，还针对管律计算的不精确性，提出“竹声不可以度调”（《后汉书》）的见解，为此他专门制作了十三弦“准”。马融《长笛赋》称他还曾变羌笛四孔为五孔，改革了羌笛。他在乐律学研究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是，为实现“周而复始”的旋宫转调而设计出了六十律，完成了六十律的理论计算，提出了开创性的六十律理论。

据《后汉书·律历志》所载之京房《律术》，京房自称受学于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在三分损益十二律的基础上，继续推行获取新律，直至六十律为止。其实，它是继承了先秦钟律的某些传统，部分保留钟律的特性，以三分损益法为基础理论，借助“弦准”的精微计算而产生。尽管京房律在音乐实践中尚无实际意义，但它对律学思维的空间作了新的拓展，为探索“黄钟还原”的律学难题作了新的尝试。它提供的理论计算的成果仍可供乐律学研究之用。京房律对后来南朝宋代的钱乐之三百六十律、南朝梁代的沈重三百六十律、南宋的蔡元定十八律等理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改律管定音为“弦准”定律，及所开创的运用弦律器作乐律实验的先例，对我国后世的乐律学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www.xing528.com)

东晋光禄大夫荀勖的“管口校正法”，也是乐律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贡献。据《晋书·律历志上》，西晋初泰始十年（274），在荀勖的主持下，由“部郎刘秀、邓昊、王艳、魏邵等，与笛工参共作笛”，制成十二笛以应十二律，亦即一种用来确定人声和除金石乐器以外其他乐器音高的笛律。荀勖考证音律，得出了十二笛上的经验性的“管口校正”数，虽尚乏物理学意义的精确性，但在当时可自觉参照琴徽随机修正，使笛律的发展趋于准确，将“管口校正”这一律学难题的研究，从理论到实践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一管口校正规律的最早发现及其计算方法的实现，在世界声学史上也应视为由中国人首创的声学成就。

南朝刘宋时期另一位思想家、历学家何承天，基于他对京房六十律否定的“新律”，展示了他在音律研究中与前人不尽相同的思路。何承天是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宋武帝、宋文帝时都曾位居高官。他善弹筝，知音律，注意到京房六十律最终仍未解决“黄钟还原”，由此指出“上下相生，三分损益其一，盖是古人简易之法……而京房不悟，谬为六十”（《隋书·律历志上》），应该在十二律中解决，即“承天更设新率，则从中吕还得黄钟，十二旋宫，声韵无失”（同上）。他第一个提出“十二等差律”，《宋书·乐志》称之为“新律”。何承天的“新律”（十二等差律）是根据振动体长度的差数平均分配，与依据振动体长度的比数（频率比）的十二平均律存在着微小的差别，听觉上已相当接近。它在中国的音乐生活中虽未能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显示出此期音律理论探索已走向多样化及由此带来的积极意义。这一世界上对十二平均律最早的数学探索，亦即世界上最早的平均律思想倾向，在律学史上的科学意义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