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琴乐：儒家美学理论的影响与深远影响

从上所述可知，嵇康是以琴见称的名士，积累有相当丰富的琴乐实践的经验，制琴曲，著《琴赋》，琴学修养很高。他以“声无哀乐论”为代表的音乐思想，其实是受到汉代所谓“哀乐在于心”的琴乐审美观念的影响。据汉代刘向《说苑》和桓谭《新论》，其中《善说》和《琴道》皆载有雍门周以琴见孟尝君事。孟尝君听雍门周琴声后，先乐而后悲。这种审美情绪的变化并非是受琴声的左右，而是由琴声的“开导”促成了孟自身心境的变化。《淮南子·齐俗训》也说过相近似的审美意识：“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者而笑。”说明汉代人音乐审美的情感体验中，已经意识到音乐审美主体感受到的情感，受到自身心境、情绪状态的制约，从而影响到音乐审美的效应。这是一种突出主体在审美的心声双向交流中起主导作用的审美观念，似可看作“声无哀乐”音乐美学思想形成的先声，也可见出汉代琴乐美学渐趋成熟。它与汉代人对琴的评价明显高于前代，且琴乐已成为汉代文人音乐的突出标志有关。

受到汉代占主导地位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已有了比较系统的儒家琴乐理论，而且，它与社会政治兴衰、情感意志、自然数理和天地之间，都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刘向《琴说》云：“凡鼓琴有七利：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明代蒋克谦《琴书大全》引）从其中的“妙心察”，可以见出琴家们对琴乐审美心理的特殊性给予了重视，但普遍看来，首先强调的仍然是“琴（乐）与政通”。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驺忌子以鼓琴见威王”事，其中驺忌子所谓“琴音调而天下治”一语，是以鼓琴为例，说明“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即治理国家如琴上谐调五音，而“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须使调至和谐相鸣而有序。

另外，汉儒将琴乐的实践和审美，与君子（士阶层）的人生结合在一起。较有代表性的如东汉时期的重要学者桓谭，他在所著《新论·琴道》的开首称，制琴的目的即在于“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他认为琴出自远古圣王，是取法天地万物的创制，能通神明，与天地合一。他将琴的形制、尺寸、徽弦，与天地、自然、数理联系起来，进而论述琴与君子修身养性的关系，即所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班固等人所编的《白虎通》也主张：“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汉末应劭《风俗通·声音》归纳为：“故琴之为言禁也，雅之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声，动感正意，故善心胜，邪恶禁。”他们视琴乐的最高目的和准则为修养仪节，端正人心，高居娱情赏乐的功用之上。他们将琴乐实践与“君子”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准则联系在一起，即桓谭《琴道》所谓：“夫遭遇异时，穷则独善其身而不失其操，故谓之‘操’。操以鸿雁之音。达则兼善天下，无不通畅，故谓之‘畅’。”琴“八音广博”，为八音之首，众乐之统，具有“通万物而考治乱”的功能，故“琴德最优”，亦即《左传·昭公元年》所云：“君子之近琴瑟，以仪节也，非以慆心也。”

汉儒对琴的尊崇远较前人有所推进，已达“虽在穷阎陋巷，深山幽谷，犹不失琴”（《风俗通》）的地步，是他们充分体验到琴“适足以和人意气，感人善心”（同上）的功能。这一儒家琴乐美学理论的基础与核心，对后世的琴论和音乐思想影响深远。(www.xing528.com)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文人音乐的审美日益自觉，除前文已述阮籍援道入儒的以“和”为美和以“乐”为情之外，嵇康将“声无哀乐”思想具体化的琴论值得一提。嵇康在他的被认为是“音乐诸赋之冠”的《琴赋》中，集中赞扬了琴乐的“中和”之美。他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赋其音声，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他从“乐之为体，以心为主”的角度，讲“礼乐之情”“平和之心”对人心的作用。他认为琴乐审美应有的态度和境地是“怀戚者闻之，则莫不憯懔惨凄”，“康乐者闻之，则欨愉欢释，抃舞踊溢”，“平和者听之，则怡养悦愉”。他以琴乐的审美对其“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思想作了具体的阐释。

另外，以琴论反映此期音乐审美观念的还有《列子》。传为战国列御寇撰、又有以出于晋人张湛伪托作注的《列子》，载有不少古代琴乐的传闻轶事。如借述师文从师襄学琴事，说明弹琴不仅由弦得声，而且先得于心，即须存志于音声，然后外应于器，才能达到乐感天人的效果和境界。借述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事，说明想象、联想等音乐审美中的音乐心理现象及音乐表现、音乐接受等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