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两汉时期的思潮发展与文化品格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后，两汉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同时代的文化思潮同步发展，几乎各学派代表人物的主要论著都有音乐艺术问题的论述，而且逐步形成了自身新的文化品格。汉初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与民休养生息，刘安《淮南子》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为其代表。汉武帝的方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董仲舒《春秋繁露》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可为其代表。但董仲舒有总结、融会各家的大一统时代的特点，他兼采道、法、名诸家，又带有阴阳五行的色彩。真正总结先秦思想文化、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的，是西汉刘德和其手下毛生等儒生共撰的《乐记》。

现分别简述如下。

汉初淮南王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广招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于西汉初年编成新道家思潮之作《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杂家，而其实它是以道家思想为宗，力图糅合、总结儒、法、阴阳、名、法诸家思想。书中对音乐之有无、本末、天人、内外、主客、悲乐、一多、古今等诸多矛盾关系一一作了探讨论述，广涉音乐内部规律、外部关系，及音乐创作、表演、欣赏、功用等各方面的问题。它继承老庄与《吕氏春秋》等前人之说，推崇无形之“道”对音乐的影响，以“无音之音”或“无声之乐”为美，又认为有声之乐出于无声之“道”，但对“有音之音”或“有声之乐”加以肯定。它既如《老子》认为“五音令人耳聋”，如《庄子》主张“与道为一”、“至乐无乐”，又认为音乐可以“饰喜”、“宣乐”、“致和”，使“君子以睦，父子以养”。它认为音乐如琴瑟配春、竽笙配夏，五音与五行、五时、五方相配等，贯穿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世异则事变，时移则俗易”，“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等音乐的“古今”观点，均较前人全面且时有新见，对后世音乐美学思想有重大影响。宋代史学家高似孙便在其《子略》中评价此说曰：“淮南，天下奇才也！《淮南》之奇，出于《离骚》；《淮南》之放，得于庄列；《淮南》之议论，出于不韦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书。”魏晋王弼的“贵无论”和“大成之乐”思想，阮籍的调和自然与礼乐关系、否定“以悲为乐”的审美倾向，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等，均与《淮南子》对有与无、本与末、天与人、主与宾、悲与乐等关系的论述有直接关系。

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汉书》）。元光元年（前134）武帝诏贤良，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独尊儒术，为武帝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以儒学为正统学术之先声，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划时代之大事，董遂被尊为“群儒首”“儒者宗”。董仲舒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用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改造原始儒术，提出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汉代新儒学。他的这一哲学思想体系，为汉王朝提供了系统的统治理论。他主张德教为主、刑法为辅的统治术，指出所谓“道”就是治国必由之路，而仁、义、礼、乐就是“道”。他认为“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强调音乐对长治久安的教化作用。较之战国商鞅、韩非以吏为师，剥夺人民享受音乐文化的权利；较之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等严刑酷法，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他主张“作乐以奉天”，要以音乐歌颂“新君”，宣扬“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始乐于己以为本”，为君权神授、巩固大一统提供理论根据。因而其音乐美学思想颇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音乐起于“人心之动”，必须“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作乐须以天下大治、人心和乐为前提。他认为“王者不虚作乐”，“王者功成作乐”，“必民之所同乐也”，人民心中平和，乐方不虚，有利于人民，对王者就是一种约束。这是民本思想和人道精神的体现。他在《春秋繁露》中，针对礼乐提出了他的文质观。他赞同孔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美学观点，强调“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要求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兼而有之，即“本末质文皆以具”（《楚庄王》）。同时更明确主张“先质而后文”（《玉杯》），即以音乐的内容作为音乐形式的先决条件。(www.xing528.com)

本著开篇提到儒家音乐美学著作《乐记》，是我国古代最重要、最系统的音乐理论著作。然而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记载，至今尚无定论。这多少会影响到对它音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的了解和对它思想内容的全面把握。如今最主要有两说，一说据《汉书·艺文志》称：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另一说则据《隋书·音乐志》载沈约对梁武帝的奏答，称“《乐记》取公孙尼子”。公孙尼子是战国初、中期人，相传是孔子的再传弟子。但有一个共识似乎已经达成，这便是：此著是经过汉代学者的整理和编纂，继承、总结并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儒家音乐思想，其中糅合、吸收了墨、法、道、阴阳、杂等先秦诸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今天所称的《乐记》，即指西汉戴圣《礼记·乐记》所保存的十一篇，分别为《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师乙》，共约五千二百字。其内容与《史记·乐书》（缺佚后有人补作）大致相同。另刘向《别录》尚保存有“后十二篇”篇名，分别为《奏乐》《乐器》《乐作》《意始》《乐穆》《说律》《季札》《乐道》《乐义》《昭本》《招颂》《窦公》。可见《乐记》充分显现了封建大一统局面下的汉儒特色。

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经典，《乐记》内容丰富，理论系统。它着重、深入地探讨了音乐的本源，即著名的“物感心动”说；音乐的各主要特征，包括音乐的表现对象、音乐的表现手段、音乐的社会性及音乐体现宇宙和谐的特征等。《乐记》较早指出“唯乐不可以为伪”和“唯君子为能知乐”的音乐表演与鉴赏美学问题；最早概括出“乐与政通”且“通于伦理”的理论和“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天人合一”音乐美学思想，为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作出了新的贡献。《乐记》产生在封建大一统时代，因非常强调音乐的工具作用，满足了地主统治阶级长治久安的需要，随即成为官方音乐思想的代表，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影响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