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音乐交流与融合：中原华夏族音乐的扩展与丝绸之路的影响

秦汉以后，汉民族在华夏族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并以整体的汉民族文化和包容进取的宽阔襟怀，与周边各民族在广阔的地域及领域里，展开了多方面、多层次的交往。尤其是乐舞文化的相互交流、融会十分频繁密切并且持久。这样，不仅开启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纪元，而且，中国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创造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音乐文化的内涵也因不同历史时期，随不同民族音乐的融入而不断地充实和丰富。

且看西北。汉武帝时的建元二年（前139），张骞出使西域，前述带回了乐曲《摩珂》《兜勒》和横笛等乐器。西域“城廓诸国”，多民族交凑，“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汉书·西域传》），即玉门关、阳关以西，乌孙、于阗、龟兹等三十六小国和中亚一些国家所居广大的塔里木盆地。此前中原华夏族音乐交往的主要区域，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流域，是同一文化圈地域。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汉民族音乐文化得以扩展至中亚、西亚及波斯、南亚及印度等不同文化圈地域，进行广泛的包括不同音乐体系间的接触和交流。而当时的国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的荟萃之地。西域各国的乐曲、乐器、乐人、乐舞、百戏及音乐理论等陆续传至中原，西域各国贵族子弟也多次到长安学习汉文化。

前述“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晋书·乐志》之鼓吹乐，于汉初很快就为汉民族吸收，成为中原极有影响、极具生命力的新乐种。二十八解至魏晋虽不复具存，但仍传其中《黄鹄》《陇头》《出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等十曲。张骞曾派副使远达安息（即古伊朗，当时领有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一带），安息王则派黎轩（即古罗马）“善眩人”（擅长幻术或魔术的艺人）随汉使来长安表演。于阗乐早在汉初高祖时就已入汉宫，是西域音乐最早传入中原的一种。据《西京杂记》卷三载：汉高祖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讲述长安宫中“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而琵琶、箜篌等乐器也是汉初就已传入中原。《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可知汉宫中喜尚胡人习俗和音乐舞蹈成为一时风气。魏时曹植能亲自表演胡舞。刘宋时西、伧、羌、胡诸杂舞已流行南方（《宋书·乐志》）。萧齐时“羌、胡伎乐”盛兴于朝（《南齐书·本纪》）。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下观妓》诗曰：“胡舞开齐阁，盘铃出步廊”，可见胡乐在梁代的盛行。杜佑《通典》卷一四二载：北魏“宣武已后始爱胡声……胡舞铿锵镗，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又知北朝音乐中不乏胡舞胡乐（见图34）。

图34　河南安阳唐范粹墓北齐黄釉瓷扁壶上的“胡旋舞——登莲《上云乐》图”（河南省博物馆藏）

在中原文化接受外族文化滋养同时，汉民族文化对西域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早在汉武帝时的元封六年（前105），江都王刘建女细君公主下嫁乌孙（今伊犁河一带，地跨今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国王昆莫，史称乌孙公主。传说“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传说还专门创制出了一种盘圆柄直的弹弦乐器，取名“琵琶”，“以方语目之”，目的是“取其易传乎外国也”。似乎此时的人们已听到过乌孙一带有读音为“琵琶”的抱弹乐器。公主去世后，汉又遣楚王刘戊女解忧公主下嫁乌孙。其女儿弟史曾于宣帝时被送至长安学习弹琴。至魏晋，西北地区流行的少数民族音乐，以龟兹乐、西凉乐和天竺乐最盛。

天竺乐，即今印度音乐。约于三国时（又说东晋前凉时期）通过西域传入中原。据《隋书·音乐志》载：“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曲有《砂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员鼓、都昙鼓、铜鼓、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其中所谓《天曲》，似与佛教音乐有关，而琵琶未知是直项或曲项，笛也未知是竖吹或横吹。(www.xing528.com)

龟兹乐，即今新疆库车一带的音乐。龟兹约于今新疆库车以南、沙雅县以北。古印度佛教东传，多经龟兹，故龟兹乐受天竺乐的影响较大。据《隋书·音乐志》：“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可知后凉吕氏（氐族人）灭龟兹后（384），始得龟兹乐东归。其后，吕光立后凉，通西域，西方的佛教和龟兹的乐舞文化在前秦时期即已开始东流，到后魏就已流传于中原一带。北周武帝时，龟兹乐已被用于宫中。可见龟兹乐在佛教乐舞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中原汉族乐舞文化的影响。据《隋书·音乐志》计：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萧、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鼓、贝等十五种”。鼓类占有最重要的乐器位置，名目繁多，形象各异，其中又以羯鼓最为突出。而管弦乐器中要属筚篥最有特色并影响深远。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盛赞龟兹“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正说明龟兹乐舞在所有胡乐中的水平最高，又见得龟兹乐的兴盛与印度佛教的东传有着密切关系。印度佛教约于公元前1世纪传入我国于阗地区，遂继续东传，至3世纪中，龟兹佛教大为兴盛。《晋书·四夷传》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廓，其城三重，中有佛庙千所……王宫壮丽，焕若神居。”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石窟群中大量的佛教乐舞壁画，形象且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宫廷与民间的龟兹乐舞盛况。到唐玄宗时，宫廷“立部伎”的八部乐曲中，有五部“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旧唐书·音乐志》称其“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可见龟兹乐舞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关系持久而密切，相互影响之巨大且深远。

西凉乐，即今甘肃武威、张掖一带的音乐，受到过汉族音乐和龟兹音乐的深刻影响。初盛于西凉地区。“世祖破赫连昌，获古雅乐，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后通西域，又以悦般国歌舞，设于乐署。”（《魏书·音乐志》）悦般国位于乌孙的西北，约于今哈萨克斯坦与中国新疆交界一带。《隋书·音乐志》又称其“起于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于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秦汉伎……其歌曲有《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魏晋以来流行于西北地区，后流行在北方广大地区。魏晋至隋唐，西凉乐“变龟兹声为之”，又“杂以秦声”。或如《旧唐书·音乐志》所称，是“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既然西凉是内地通往西域的孔道，西晋丧乱，曾是关中士人避难所在，又先后有汉、匈奴、鲜卑、吐蕃、氐等多个民族的统治者占领过，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故西凉乐荟萃、综合了多民族的乐舞，并受到统治阶层和广大群众的欢迎便不足为奇。“其乐器有钟、磬、弹筝、（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鼓、齐鼓、担鼓、铜鼓、贝等十九种。”（《隋书·音乐志》）从所用乐器看，也说明了它是古老的西北汉族音乐与西域音乐长期混融后的新乐，自周隋至唐愈传愈盛。《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又说：“惟《庆善舞》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已知《庆善乐》是唐宫廷三大乐舞之一，其舞容为“进蹈安徐”，便既可见西凉乐及其乐队在唐代宫廷中的地位，又可知西凉乐以闲雅、安徐的风格特色，在唐燕乐中与震撼人心的鼓舞曲《龟兹乐》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北周、北齐两朝音乐“戎华兼采”。北齐宫廷“鼓吹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德”。北周武帝时的鼓吹乐，沿用梁代汉鼓吹曲。宣帝时，“革前鼓吹，制为十五曲”（《隋书·音乐志》），仍是将汉鼓吹曲易名使用。北周武帝从突厥聘虏女阿史那氏为皇后，“西域诸国来媵，于是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旧唐书·音乐志二》）。据《隋书·音乐志》载：“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疏勒乐，即今新疆西南喀什、疏勒、英吉沙一带的音乐。在隋时“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安国乐，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地区的音乐。“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祇》。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鼓等十种”。康国乐，即今新疆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音乐。“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钹等四种。”北齐时，杂乐有西凉鼙鼓、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惟赏戎乐，耽爱无已。”

北魏、北齐、北周三朝还有高丽、鲜卑、高昌等地乐舞传入中原。高丽乐，即今朝鲜族音乐，传入时间亦起自后魏。隋代时“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种”。高丽（高句丽）民族属东北貊系统，以农业经济为主。《梁书·诸夷传》称“其俗喜歌舞，国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戏”。《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记其“暮夜辄男女群聚为倡乐”。他们在各种喜庆日子里更是纵情歌舞。《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载：“（韩）……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每年十月“祭天”，国人要会聚一起“舞天”，即“昼夜饮酒歌舞”。此音乐民俗甚至沿袭至朝鲜半岛南端的马韩、辰韩也“饮酒、鼓瑟”，“群聚歌舞”。

同属东北貊系统的，还有东夷族中历史悠久、经济文化水平发展较高的古老民族夫余。夫余早在汉代就同汉王朝关系密切，夫余王曾“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顺帝也曾“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后汉书·东夷列传》）。而“东夷率皆土著，善饮酒歌舞”。《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夫余“以腊月祭天，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行人无昼夜，好歌吟，音声不绝”。《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也记夫余“饮食皆用俎豆，会同、拜爵、洗爵，揖让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曰饮食歌舞，名曰‘迎鼓’。……行道昼夜无老幼皆歌，通日声不绝”。

东胡鲜卑族世居辽东辽西塞外，故鲜卑统治者惯用鲜卑音乐。北魏鲜卑政权推行汉化改革，认同汉族音乐文化，能够广泛吸收汉族及其他各族的音乐，故在北方少数民族中，鲜卑族的音乐发展较快，不仅结构较为简单的歌曲、舞曲、解曲兼有，而且还发展出结构比较复杂的“大曲”。《晋书·列传》中还有鲜卑族《阿干之歌》的记载：“吐谷浑，慕容隗之庶长兄也……鲜卑谓兄为‘阿干’，隗追思之，作《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宋书·列传》也记：“后隗追思深，作《阿干之歌》。鲜卑呼兄为‘阿干’。隗子孙窃号，以此歌为《辇后大曲》。”《辇后大曲》是目前已知少数民族中最早出现的一首大曲。以上可见汉族对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音乐早有所知。高昌，即为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隋时，高昌乐工也能创作、排演出具代表性的大型高昌乐舞《圣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