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民歌：广阔自然与凄凉痛苦的豪勇展现

“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北朝民歌主要是军中马上的鼓角横吹曲辞。北朝是西北民族入据中原以后建立的政权。由于长期陷入割据混战之中，民族混杂，社会动荡，人口也分散，民歌流传下来的很少。过去有人据此说“南人文而善咏，北人质而少歌”，此言似显片面，十五国风大多为北方之作就是证明。而北朝民歌，更以声调雄浑悲壮的武乐横吹，展现的是广阔的自然和西北人民尤其妇女那饱经战乱的凄凉与痛苦，以及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性格。此期的乐府还是广采风谣，“兼奏赵、齐、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魏书·乐志》）。梁鼓角横吹曲通常都是采用西北的民族民间乐曲和采摭用西北民族语言歌唱的乐歌，即所谓“北歌”比较宽泛的一支，其中鲜卑民歌居多。“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此类鼓角横吹曲以豪迈雄放的气概，引吭高歌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精神。以马比人，以马喻人，以马咏歌，是幽燕之地不可缺少的歌唱内容。

北歌还有所谓“真人代歌”一支。《旧唐书·音乐志》谓：“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周隋世与西凉乐杂奏。”此北歌纯指北虏之歌，为宫女歌唱可汗、公主、王子的歌。乐府多用胡语演唱，甚至如《折杨柳枝歌》所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不仅歌唱操胡语，连歌者也是胡儿。这里的“代”，即雁北代州。《旧唐书·音乐志》曰：“今存者五十三章。……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辞。北虏之俗呼主为‘可汗’，吐谷浑又慕容之别种，知此歌是燕魏之际的鲜卑歌，歌音辞虏”，其中应不乏叙述民族发展、记述历史功业之作。

北歌及前文所提黄门鼓吹乐、鼓角横吹乐和军中“凯歌”、乐府“鼓员”等，均涉及两汉乐府一重要乐种——鼓吹乐。其初兴时称为“鼓吹”，它是以鼓类为主的打击乐器，配以吹管乐器，或兼有歌唱的乐种。据刘定《军礼》（《乐府诗集》卷十六引）：“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骚人曰：‘鸣箎吹竽’是也。”又据《汉书·叙传》载：“始皇之末，班壹避坠于楼烦，致马牛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可知鼓吹应是秦末出现于北方边地少数民族，与班壹有关。此人精骑射，避乱于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从事畜牧。至汉惠帝、高后（吕后）时雄振边塞，他的游猎队伍中就出现了“鸣笳以和箫声”的鼓吹乐。这里的“笳”“箫”从现存汉画像砖看来，应为胡笳、排箫，班壹的游猎乐队亦应是仿效北部边地少数民族马上之乐的配置，其所奏之乐与汉族音乐绝然不同。这种鼓吹乐后来又经由戍边将士或汉族牧民传入中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民间音乐相结合，在宫廷与民间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且影响和流传至今的鼓吹类乐种。汉鼓吹被宫廷采用后，依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乐器配置，大致分为两大不同的乐队编制类型——鼓吹与横吹。

《乐府诗集》卷二十一载：“有箫、笳者为鼓吹。”又《西京杂记》载：“汉大驾祠甘泉、汾阳，备千乘万骑，有黄门前、后部鼓吹。”此黄门鼓吹，是天子用于“朝会”、在殿廷上宴飨群臣或卤簿（仪仗）所举之乐。从汉画像砖看，乐器、人员众多，规模庞大，鼓用建鼓。用于出行仪仗和随行车驾、在马上作乐的“从行鼓吹”专称骑吹。从汉骑以仪仗队石刻或画像砖看，吹奏乐器有排箫、笳、角、笙等，鼓用提鼓。用于恺乐、元会、校猎等典礼活动，在马上作为军乐演奏的短箫铙歌或铙歌，多为军队奏凯、献功时唱奏于皇家社庙之乐。主要乐器提鼓、排箫、胡笳之外，加用青铜乐器铙（庸），所唱歌辞皆为杂言，可能与所配胡乐有关。内容原都是各地民歌的题材，如写女子与负心男决绝的怨歌《有所思》、歌咏坚贞爱情的情歌《上邪》及反战歌曲《战城南》等。也有个别曲目后成为帝王就食所奏的“食举曲”或祭祖时的“宗庙食举之乐”。

横吹，即上述鼓角横吹曲，亦即马上所奏的“军中之乐”。主要乐器即鼓、角及横吹（横笛），有时可加用胡笳、排箫。前文提及李延年所造二十八解新声横吹曲，就号称是他的代表作品。据《晋书·乐志》载：“李延年因胡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知其《新声二十八解》是用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摩诃》《兜勒》二曲，以两个号角为主要特征更造而成。词曲兼备，至魏晋时则仅存十首。(www.xing528.com)

此外，还有一种含义较广的被称为“箫鼓”的鼓吹，曾一度颇为流行。因以主要乐器排箫和建鼓合奏而得名。它可以用于仪仗，也可以用作军乐，又可以由宫女唱奏，用以娱乐。甚至如武帝《秋风辞》中所云：“箫鼓鸣兮发棹歌。”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命宫女唱着《櫂歌》，杂以鼓吹，泛舟昆明池。后此类宫女转化为宫中职业的“鼓吹伎女”。再有将巨大的建鼓置于车上，此类鼓车上大都有楼，又称楼车。车的楼上站立两乐工击鼓，车的楼下车厢内坐四个乐工吹奏排箫。这种“箫鼓”即可用作军乐。魏晋陆机《鼓吹赋》对此描述曰：“稀音踯躅于唇吻，若将舒而复回。鼓呯呯以轻投，箫嘈嘈而微呤。咏《悲翁》之流思，怨《高台》之难临。顾穹谷以含哀，仰归云而落音。节丕气以舒卷，响随风以浮沉。马顿迹而增鸣，士而霑襟……”从《思悲翁》和《临高台》两首取自短箫铙歌的曲目看，可知此类箫鼓音乐的基础仍是来自民间。从徐州汉墓百戏画像石刻看，更有将此类“箫鼓”用于百戏伴奏者，西汉乐府里的“缦乐鼓员”便疑似为伴奏百戏的职业“鼓吹”乐工。说明“鼓乐”“吹乐”这种传统的“击鼓歌吹”，在不断地繁衍和与其他音乐艺术形式的混融中继续发展，也不时被文人创作采纳、吸收。曹操曾令缪袭根据西汉以来的鼓吹曲调，填写了反映当时历史事件的《战荥阳》《克官渡》等。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的建安作家“以旧曲写时事”的乐府歌诗，在文人作品中闪耀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光芒。

南北乐府“梁陈尽吴楚之声，周齐皆胡虏之音”（《唐太乐令壁记序》）。南北朝时期，鼓吹乐与鲜卑族民歌曲调结合，填新词“凡一百五十章”，即上述所谓“北歌”，亦称“真人代歌”。南朝陈后主曾令宫女将学来的北歌在宴享时唱奏，称为“代北”。

两晋南北朝时的鼓吹，据《乐府诗集》所记：“晋武帝受禅，命傅玄制二十二曲……宋、齐并用汉曲。”梁高祖在保留旧曲的基础上“更制新歌”，“北齐二十曲，皆改古名”，曲目上也有省略。“后周宣帝革前代鼓吹，制为十五曲，并述功德受命以相代，大抵多言战阵之事。”在运用场合和乐器配置上，《乐府诗集》记：“初，魏、晋之世，给鼓吹甚轻，牙门督将五校悉有鼓吹。宋、齐已后，则甚重矣。”南朝齐武帝时，鼓吹被用于宴乐。南朝梁陈时，宫悬“四隅各有鼓吹楼而无建鼓”。南朝梁时“其乐器有龙头大鼓、中鼓、独揭小鼓”。北周武帝时，“每元正大会，以梁案架列于悬间，与正乐合奏”。此期鼓吹曲辞分汉铙歌、鼓吹曲、鼓吹铙歌三类。汉铙歌有梁王僧孺作《朱鹭六首》、陈苏子卿《艾如弦二首》、梁简文帝《上之回七首》等多为五言体句式之作。鼓吹曲有南朝吴韦昭《吴鼓吹曲十二首》、晋代傅玄《晋鼓吹曲二十二首》等多为长短句式之作。鼓吹铙歌有南朝宋何承天作《宋鼓吹铙歌十五首》等四言、五言句式或长短句式之作。

横吹曲的发展，据《晋书·乐志》说：“鼓角横吹曲……胡角者，本应以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望行人》十曲。”又据《乐府诗集》说：“后魏之世，有《簸逻回歌》，其曲多可汗之辞，皆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不可晓解，盖大角曲也。”南朝梁时，梁鼓角横吹曲，“多叙慕容垂及姚泓时战阵之事”，加之胡吹旧曲共六十六曲。《乐府诗集》录存的横吹曲有汉横吹曲和梁鼓角横吹曲两大类。汉横吹曲有南朝宋鲍照《梅花落十三首》、南朝梁吴均《入关三首》、南朝陈后主《陇头二首》等，多为五言句式之作。梁鼓角横吹曲有《企喻歌辞四曲》《紫骝马歌辞六首》《幽州马客吟》等，多为收入南朝梁乐府中的北歌。萧梁以后，鼓吹曲辞同其他乐府民歌一样，贵族填写的新词充斥其中，以清乐为主的汉魏六朝俗乐趋向雅化、衰老，有待于由西域传入内地所形成的新兴燕乐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