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临潼秦始皇陵出土秦代错金银钮钟

古文献里出现的“乐府”，有多种涵义，然最初的两个概念是相互关联的。先为主管音乐的官署，魏晋后把乐府采集并配乐演唱的“歌诗”也叫“乐府”，以至将配乐的旧题诗，不管合乐的不合乐的，也称为“乐府”。唐时的概念再扩大，把照乐府诗的仿作叫“新乐府”。宋元以后，凡配乐演唱的，又把“乐府”作为其词、曲的别称。前述周秦即有太司乐、太乐令、太乐丞等专职的司乐官员，但他们负责管理的朝廷郊庙朝宴乐章是“诗三百”，即经官方之手整理的古代乐歌，属先秦雅乐，管理它们的机关的性质不同于乐府。1976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断崖出土了秦代错金银钮钟一枚，上镌秦篆“乐府”两字。因未见留下其他有关秦乐府的任何史料，故无法探究它的实际情况，也难下秦至汉初即有乐府的断言。从此间宫廷还未面向民间俗乐，所奏乐歌也仅为宫廷贵族制撰看，即使有，恐怕也与先秦太乐署相仿，规模不会大。真正显示了朝廷掌管音乐的综合职能的机关，还是汉武帝时又专门创立的一个新的音乐机构，其名称为“乐府”。

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说：“孝惠时，夏侯宽为乐令，始以名官，至武帝及立乐府。”说明乐府机构的设立之前先有乐官，经过几代，到武帝时正式成立“乐府”。据《汉书·礼乐志》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又据《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风谣，于是有赵、代、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又知乐府建立的背景是宫廷“定郊祀之礼”，具体职掌是制定乐谱，训练乐工，搜集和改定歌词，目的是“兴乐教，观风俗”。清代顾炎武《日知录》“乐府条”中说：“乐府是官署之名，其官，有令、有音监、有游徼。”在行大行礼时，“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其最盛时期是宣帝刘询时期。《汉书·王褒传》说：“宣帝时，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才，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乐府于此稍盛，成帝时郑声尤甚……”

改组后的乐府，由乐工出身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主管音乐创作、改编，另有司马相如等几十个有名的文学家、张仲春等专业音乐家及上千乐工。如汉代桓谭《新论》所说：“倡优、伎乐益有千人之多。”即使在汉哀帝“罢乐府”时，乐工也有八百二十九人，且有专门的民歌手（各地各类倡员讴员）和民乐队（各地各类乐员鼓员）等等，多以演奏长江、黄河一带地方土乐为主。到东汉时，机构还存在，但只有其官，乐府方面并没有什么兴作。西汉是古代音乐的一个激变时期。盛极一时的先秦雅乐，至汉代已衰落不振，连世代供职于太乐署的专门乐家，也“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汉书·礼乐志》），当年吸引人的艺术魅力已一去不返。而新兴的俗乐俚曲、新奇的异域音乐，迅速入宫后相得益彰，很快形成“内有掖庭（即皇帝后宫歌舞嫔妃宫女居住之地）才人，外有上林（即乐府设立之地‘上林苑’）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汉书·礼乐志》）的局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受河间献王刘德所献的儒家“雅乐”，但实际上他真正重视和提倡的还是“郊祀”“房祀”等祭祀巫乐，以及新兴的民间俗乐和百戏等等，这是他改革乐府的真实用意。

乐府最有意义，也是最重要的功能是采集歌谣。上述赵（山西）、代（河北）、秦（陕西）、楚（湖北、湖南），只是举其要，从《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一百三十八篇民歌目录看，采集地区遍及黄河、长江流域。各地民歌大量采入乐府，以民歌为中心，包括文人仿作的乐府歌诗，遂显示出夺目的光彩，且代表了两汉诗歌的最高成就。经魏晋到隋唐，这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反映人民思想感情的新的诗歌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一伟大的后果，也是乐府创立者初始所未曾料及的。

从整个乐府的乐调来看，民间歌曲之外，贵族乐章也有。它是由人写作歌辞，配以朝廷典礼所用的乐章，延称“雅乐”，一般多有加工、修改、增删的变化。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乐府篇》说：“陈思称李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乐官创作歌辞用作朝庙之乐的，则更是多有变化。刘邦作词的《大风歌》，在惠、文、景帝间的朝庙演唱均“无所增更”，只是“于乐府习常肆旧而已”（《史记·乐书第二》）。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镇压了异姓诸侯王黥布的叛乱后，凯旋途经家乡沛地，宴请家乡父老及少年子弟一百二十人。酒到酣处，高祖击筑和唱自作并配以家乡曲调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并命少年子弟们“习而歌之”。至惠帝五年（前190），为表达对高祖的哀思，朝廷将沛宫立为四季祭拜高祖的原庙，由高祖教过的这一百二十人在此专事“吹乐”，后为常规配置。惠帝二年（前193），时任“乐府令”的夏侯宽曾为唐山夫人（高祖宠姬）以楚声写成的《房中祠乐》配上箫、管的伴奏，更其名曰《安世乐》。协律都尉李延年本人也“自铸乐辞”，造过二十八解新声横吹曲。(www.xing528.com)

据《隋书·乐志》、唐代杜佑《通典·乐典一》载，东汉明帝时（58—75），乐府歌诗曾被四品分类，似显粗糙、简陋。有郊庙上陵食举所用的大予乐，有辟雍飨射所用的周雅颂乐，有天子享宴群臣所用的黄门鼓吹乐，有军中所用的短萧铙歌乐。此汉乐四品雅俗并存，由大予乐令执掌的一、二品是雅乐，由承华令管辖的三、四品是俗乐。据《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卷二载，明帝出巡南阳祭祀章陵后，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明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又据张衡《西京赋》关于宫廷乐舞百戏的描绘，其中提到的在广场上演的散乐、角抵等杂戏，广泛吸收民间的扛鼎、爬竿、跳丸、走索、戏车、鱼龙等杂技幻术和外来吞刀、吐火、种瓜、支解等新奇技巧，并不断发展更新，扩充规模品种，可见此期宫廷音乐的俗乐化、享乐化的气氛趋浓。

晋篡魏后，“礼乐权用魏仪”。据《晋书·乐志》，西晋初年，“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晋武帝时，傅玄等重新写了一批歌颂皇帝与当时政权的歌辞，用以“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与“食举乐”歌诗。傅玄《正都赋》中描写道：“抚琴瑟，陈钟簴，吹凤箫，击灵鼓，奏新声，理秘舞。”可知西晋宫廷的大典演出，琴瑟凤箫钟鼓的雅奏放在前面，进而才是新声、秘舞。“永嘉之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旧京荒废，今既散亡，音韵曲折，又无识者，则于今难以意言。’”经东晋历代皇帝的努力，“四厢金石始备焉”，但“郊祀遂不设乐”，规模大大减缩。

北魏崇尚中原文化，统治者重视雅乐。据《魏书·乐志》：“天兴元年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乐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帝入庙门，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庙门，奏迎神曲，犹古降神之乐；乾豆上奏登歌，犹古清庙之乐；曲终，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飨也。”

由于前代的战乱，南北朝时期的宫廷雅乐散失不少，但在君主的重视下，北魏北周时仍有改制，起着重要的礼仪作用。由于宫廷音乐家的参与，乐器、乐律、歌诗等方面都加入了不少新的内容。梁武帝时，雅乐队的规模还有相当庞大的扩充。宣武帝平定寿春时，宫廷得到南朝流传的汉魏传统中原旧曲及江南吴歌西曲乐舞，贵族豪门竞尚奢侈享乐。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说：“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笳声哀转；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南朝历代统治者不仅沉醉于“清商”歌舞，而且普遍嗜爱胡伎胡舞。据《陈书·章昭达传》说：陈朝的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态并一时之妙”。可见此期的宫廷音乐，权贵们追求女乐享乐不失为其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