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音乐：五声、六律、七音

关于“五声”“六律”“七音”的最早记载，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前522）。同书《昭公二十五年》载郑国子产（约前582—前522）论乐，说到：“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据杜预《注》，“六律”为“黄钟、大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也。阳声为律，阴声为吕”；“八风”为“八方之音”；“九歌”为“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谓之九功”。子产所说，反映了中国音乐上古以来即重视五声，唯五声为万变不离之“宗”，而尤其是五声中的宫音，即《国语·周语下》中伶州鸠答周景王问乐所说的：“夫宫，音之主也。”伶州鸠首次说出完整的十二律名。《国语》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左丘明所撰，后代学者多认为系战国初年史官据各国史料编纂而成。《管子·地员》（约前730—前645）所载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属于唱名。篇中以“三分损益法”计算了这五个音级相互的比例关系，而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音律》用三分损益法最终增生到十二律。

先看《管子·地员》关于三分损益法的记载：

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即1×34=9×9=81），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即81×4/3=108），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即108×2/3=72），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即72×4/3=96），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即96×2/3=64），适足，以是成角。

周人在不断的音乐实践中，用数理方法总结归纳出“三分损益法”的生律方法。它把一个振动体的长度均分为三段，取原长三分之二，去其三分之一，称“三分损一”。而加上它的三分之一，即原长三分之四，称“三分益一”。三分损一所生之音，比原全长音高纯五度；三分益一所发之音，比原全长音低纯四度。所述生律法和所得数据图示如下：

以上所得五音排列出的音阶体现为一个五声徵调式，正是我国民族音乐中最常见、也是最主要的调式之一。

《吕氏春秋·音律》的推算为：(www.xing528.com)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上述“上生”、“下生”的意义与今天的说法正好相反。其“上生”即益之一分（4/3），为现今的“下生”，产生原基准音下方低纯四度的音；其“下生”即损之一分（2/3），为现今的“上生”，产生原基准音上方高纯五度的音。所述生律过程图示如下：

十二律中，每次上生一个纯五度（或下生一个纯四度），都包括八个律，故五度相生也称“隔八相生”。但当它上下相生十二次重新回到黄钟时，却比原位黄钟要高出二十四音分，即出现黄钟“往而不返”的现象，导致十二律不能自如地旋宫转调。这一历史难题经后世众多律学家长期艰苦的探索，两千年后，终由明代律学家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率”圆满解决。

据前述曾侯乙编钟铭文可知，战国初期各国所用十二律的名称和制度均不统一，各国用律的律名，大部分名称与《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十二律律名不同，各国律名的数量也不一致。如此，同一编钟或同一部钟鼓乐舞，要表演不同地域、不同传统、不同律调、不同旋法的多国不同的地方音乐风格，在当时如何可能胜任呢？曾侯乙编钟两千八百多字的铭文专讲乐律，得知当时曾国有七个律名，楚国有十一个律名。将曾国的七个律名加上楚国的五个律名，组成了曾侯乙编钟的十二律律名：割、浊坪皇（楚）、妥宾、浊文王（楚）、音、浊新钟（楚）、无铎、浊兽钟（楚）、黄钟、浊穆钟（楚）、大族、浊割。十二个半音除基本称谓外，同一音位还有或多或少的异名。异名分单音词、双音词、多音词。双音词通常是单音词基础上加前缀和后缀。如宫音上方大三度音称宫角，宫角上方大三度音称宫曾，等等，且不赘述其完整钟律。其铭文显示，近代西方乐理中大、小、增、减、八度等各种音程，均已有明确表述。编钟的总音域跨五个八度，它们的共同音阶与现代C大调七声音阶同一音列，且具七声之外所有变化音，为十二律齐备。加之，有“琴瑟之乐”或“竽瑟之乐”与“钟鼓之乐”或“钟磬之乐”交相辉映，这样，各地音乐在楚地交汇，一部乐舞表现各地风格的现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现将《吕氏春秋》十二律律名、《管子·地员》五声阶名、曾侯钟十二律名与声名、同现今音名的对照一并列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