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乐律,简明中国古代音乐史

远古与夏商时期的乐律，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查考。但乐器，在音乐艺术中是可以捉摸的东西，只要保存完好的，那它就是固定的，甚至是不朽的，它所发出的节奏和乐音，便是亘古不变的。因此，我们以出土等遗存乐器的线索推知古代乐律，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

摆在我们面前的远古乐器，既有鼓、铃、摇响器等节奏乐器，又有骨笛、哨、埙、角等旋律乐器，这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节奏和旋律是音乐最基本的、也是最早的两大要素。而青海大通彩陶盆上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图案，又无可辩驳地表明和证实了我国新石器晚期（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前后）的音乐，除了自由节奏外，已经有了规整性的节奏。

音高观念方面。夏商两代某些乐器，如磬类中，湖北五峰出土的早商石磬、河南安阳出土的晚商虎纹石磬，同山西陶寺和夏县出土的夏代石磬在发音音高上极其相近。这说明商代人的音律观念，包括可能存在的绝对音高观念，同夏代有着渊源的关系。

夏代陶埙存在的小三度音程，始终贯穿在商代乐器的发展中，如最早的半坡一音孔埙能吹出羽、宫两音，构成一个小三度音程。近年出土的众多夏商埙，尽管绝对音高不同，但都能吹出小三度音程，即五声音阶中的羽、宫或角、徵两音。此小三度音程，可以认为同时也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音阶形式。

距今约四五千年前的山西万泉荆村埙，可以吹出羽、角、徵或商、羽、宫三个音，太原义井埙可以吹出羽、宫、商或角、徵、羽三个音，均是在小三度的基础上加出一音，出现了纯五度、小七度和纯四度音程。并共构成两种三音列，此也可以认为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三声音阶。

1976年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新石器晚期的夏代至早商的二十余枚陶埙中，三音孔埙已属普遍。几枚完好的三音孔埙，均能吹出宫、角、徵、羽四音。而这四个音正是后世五声音阶的骨干音。或许可以认为这是最早的四声音阶。又见夏代鱼形埙已能吹出羽、宫、商、角四个后世五声调式的骨干音，出现了大二度、大小三度、纯四度、纯五度五种旋律音程。可以推想，当时至少有以羽、宫为主音的两种四声音阶调式。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和安阳殷墟出土的圆椎形五音孔埙，已具有完整的五声音阶，并出现了变化音。而贾湖文化遗存早期（前7000—前6000年左右）的骨笛，已能奏出四声音阶和完备的五声音阶。贾湖文化遗存中期（前6600—前6200年左右）的骨笛，已能发出六声清商音阶（徵、羽、闰、宫、商、角、徵），也有可能是七声俱备的古老的下徵调音阶（商、角、和、徵、羽、变宫、商）（据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由此推断夏商时期出现五声或六声音阶的歌曲或乐曲，是完全可能的。变化音的出现，还说明存在使用色彩变音进行旋律的变化装饰，或旋宫转调，即改变调高、转换音阶调式的可能性。

由于旋律思维倾向，商代晚期出现了由编磬、编庸等单音节奏乐器发展而来的成编旋律乐器。但仅见三音组形制，如故宫藏安阳殷墟“永”等编磬，可奏出大二度、小三度、纯四度三种旋律音程，组成“徵、羽、宫”三声徵调式或“商、角、徵”三声商调式。编庸也能组成“宫、角、徵”（河南温县小南张村出土），“角、徵、宫”（安阳大司空村出土），“徵、羽、宫、角、徵”（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等音列。而人声的发音自然比乐器要自由得多。不仅于此，晚商的五音孔埙已能奏出连续的半音，如河南辉县琉璃阁150号殷墓出土的五音孔埙和安阳侯家庄殷墓出土的武丁时代五音孔埙等，能在九度到十度音程内，发出十一二个音，甚至在十一个半音（已接近完整的半音阶）中构成七声音阶。虽然还不能构成完全的十二律，但已具备了一定的音调观念或绝对音高观念，具备了可以应用于旋宫犯调的可能性，并为周代人发明十二律理论预备了先提条件。

此期出现的七声音阶，必然牵涉到中国传统调式中的新、旧、清商这三种七声结构，也就是分别在五声音阶五个正音间的不同位置上加入变化音。旧音阶的半音位置在四度、五度和七度、八度之间，分别称“变徵”（#fa）和“变宫”（si）；新音阶的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七度、八度之间，分别称“清角”（fa）和“变宫”（si）；清商音阶的半音位置在三度、四度和六度、七度之间，分别称“清角”（fa）和“清羽”（b si）。如下所示（“”表示半音关系）：(www.xing528.com)

旧音阶：宫　商　角　　羽

新音阶：宫　商　　徵　羽　

清商音阶：宫　商　　徵　　宫

现代唱名：do　re　mi　fa　#fa　sol　la　bsi　si　do

以上是中国古代的几种传统音阶形式。从迄今已知的最早的小三度音程现象发生，到晚商完整的五声及七声音阶的形成，我国对音阶的认识经历了长达三千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如果将上述音阶的前源追溯至晚商，那么表明这三种七声结构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音阶形式。

青铜乐器的制作与编组方面，虽仅有三音组成编乐器，但音高的把握和排列也应有了相应的技术含量。安阳殷墟编磬的磬体大小相近，但厚度不同，可见其音高是以磬体不同的厚度调节出来的。安阳大司空村的编庸大小不同，则是以庸体大小调出音高。这表明商代已掌握了上述产生音高的两种不同的铸造技术，或许也是周代“双音钟”铸造技术的一个先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