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中国古代音乐史：探索金石之乐走向巅峰

前述此期各国僭越礼乐等级，追求豪华盛大金石之乐的享乐之风，大大促进了各类乐器的数量、规模、制作材料、制作工艺和性能的发展和突破。青铜敲击类乐器如编钟、编磬等向旋律乐器发展的趋向也在加速，又促使乐律理论思维的日渐完善和乐器制作上科技含量不断提高。试以可载入世界乐器史的此期两项乐器音响学成果为例。

上文已提及的合瓦体钟即为其一。西周中期以来的青铜钟类乐器均为一钟发两音的扁圆钟体，其中所含科技智慧不可小视。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中对此早有探讨，曰：“古乐钟皆扁，如盒瓦。盖钟圆则声长，扁则声短。声短则节，声长则曲。节短处声皆相乱，不成音律。……圆钟，急叩之，多晃晃尔，清浊不复可辨。”正是合瓦式的扁形钟体，克服了圆钟音高混响莫辨的缺陷，致使分别敲击同一钟体的正、侧鼓部，能清晰地发出相差大、小三度的两个音。从上述新郑出土的合瓦形镈钟钟口内留有锉痕看，该钟的双音现象并非偶然或巧合，应是古乐工已熟练掌握其性能的有意创设。此双音钟这一重大乐器科技成果，在后世的文献竟未见有明确记载，失传了两千多年，直至今天，其发音原理才正被音乐声学家们逐步揭示。

图16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竽（明器）

其二可推簧管类吹奏乐器的“耦合”发音原理。我国笙、竽（见图16）等簧管类乐器的渊源始自“女娲作笙簧”（《礼记·明堂位》）等传说。殷商卜辞中的“龢”，即为一种小笙。周代因笙、竽运用的广泛和普及，并发音原理独特，将其合归为“八音”之一的“匏”类。至今笙已是最常见常用，且在少数民族中变异形制最多，在东亚、东南亚流行甚广的民族乐器之一。笙竽类乐器是多簧管吹奏乐器，它利用两种振动的巧妙配合发出优美的乐音。一种是有一定大小和一定厚薄的簧片的振动；一种是有一定长度和一定直径的管中空气的振动，此即为笙竽的“簧-管耦合”发音原理，科学上称之为“配合系”的振动。因笙簧为自由簧，是一端固定、另一端可以自由活动的矩形弹性体，故笙苗无论吹、吸，簧片振动往返无碍，都能发音。笙的音色嘹亮富丽，能自如演奏旋律、和音与和声，独奏的表现力强，少数民族“芦笙节”中，单独乐器声部的合乐魅力无穷，而在多种乐器声部的合乐中，还具有平衡、协调声部的独特功能。笙类乐器很早就流布到西南各族和东南亚诸国，深受人们喜爱。由此也可见得中国民族乐器文化的历史贡献。

先秦青铜时代的宫廷雅乐最突出的文化特征，就是以钟磬为代表的金石之乐或钟鼓之乐，它非但没有随春秋后期礼乐制度的败落而消退淡出，反而在历史的延承中，乘各国诸侯锐不可当的攀比享乐之势迅速发展。到春秋末、战国初，宫廷钟鼓或钟磬之乐终于登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1978年发掘出土的曾侯乙墓地下音乐殿堂，当为一足可参证的显例。

1977年9月，空军某部在基建中偶然发现了湖北随县雷鼓墩一特大古墓，经考古人员研究确认为是战国初年（前433年或略后）附庸于楚的曾国侯君乙之墓，命名为“曾侯乙墓”。墓葬出土编钟、编磬等乐器，品种之多，规模之大，以及乐器铭文体现的乐律成就之高，皆属空前。

曾侯乙墓的发掘期从1978年5月11日开始，至6月28日结束，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五千余件，其中乐器共有钟、磬、鼓、篪、笙、箫、琴、瑟八种一百二十五件，为整套的金石乐器。其余均为青铜礼器、用具、兵器、车马器、金器、玉石器及竹筒等。墓葬营造共耗圆木约五百方，青铜十吨五百公斤，黄金八千四百三十克。墓室分东、中、北、西四室，总面积二百二十平方米。中室的编钟（见图17）占两面，编磬占一面，均保存完好，且气象辉煌，为“诸侯轩县”等级的宏大金石乐队。编钟共六十五件，包括编甬钟四十五件、编钮钟十九件，楚惠王赠送的镈钟一件。分三层八组悬于一曲尺形钟架上。架高约三米，总长近十一米。最上层是钮钟，分三组悬挂在上层的三根横梁上。甬钟分中层三组，下层两组，各钟均刻有“曾侯乙作持”错金铭文，共两千八百多字。楚王镈是墓主死后下葬时临时移入，不为编钟所属。编磬共三十二枚，出土时多数破碎不能悬挂，磬料以青石为主。磬架立柱由龙首、鹤颈、鸟身、足混合构建而成，雕工精美。磬体有七百余字的刻文和墨书等。编磬现已整体复制（见图13）。中室乐器还有建鼓、扁鼓、短柄鼓各一件，二十五弦瑟（见图18）七件，笙四件（包括十四管、十二管两种形制），十三管排箫两件，十孔篪两件。东室为墓主棺所在室，出土乐器有二十五弦瑟五件，十弦琴一件，十八管笙两件，悬鼓一件。另有编钟调律工具均钟一件。乐器配备是一“房中乐”的完整编制。此外，从西室出土鸳鸯形盒上绘制的击鼓图和撞钟图（见图5），可略知当时建鼓、钟、磬等乐器的一些演奏情况。殉葬女性木棺二十一具（包括东室八具、西室十三具），均为十三岁至二十六岁的姬妾或兼为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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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编钟

图18　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瑟

以上出土乐器除鼓类外，均为多编、多管、多孔或多弦，尤其编钟每钟均发双音，其向旋律乐器拓展的趋向十分明显。它们音域宽广和旋律表现的能力已毋庸怀疑。编钟的总音域从最低音大字组的C，到最高音小字四组的d4，达五个八度又一音，比现代钢琴的高低音域各差一个八度，且中心音域十二律完备，可在三个八度内组成完整的半音阶。复原的编磬也十二个半音齐备。这都证明了当时已存在精确的绝对音高和已具备了旋宫转调能力。今天的音乐考古专家们竟用它成功地演奏了现代作曲技法编创的乐曲。

曾侯乙编钟铸于钟体的铭文，除镈钟主要记事外，其他钟铭为一整套乐律学术语，涉及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以及曾国与当时楚、齐、晋、周、申等五国律名的对照。十二个半音声名的基本称谓标示为：宫、羽角、商、徵曾、宫角、羽曾、商角、徵、宫曾、羽、商曾、徵角。此外，还有五声、七声音阶的所有阶名和异名。甚至近代西方乐理中大、小、增、减、八度等各种音程，在编钟的铭文中也早已有明确的表述。

曾侯乙墓出土的这一公元前5世纪的地下音乐宫殿，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先秦金石之乐的真实面目，生动、形象地证实并翻新了中国先秦音乐辉煌的史籍，为世界科技史、考古史和音乐史增添了一页新的篇章。

在完成本书初稿之后的2015年1月获悉，正在发掘中的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发现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墓葬群，首次出土距今两千七百多年——即迄今所知历史上最早的琴和瑟及琴瑟组合和编钟架等大型乐舞遗存。从初步清理的情况看，曹门湾墓区本次出土的这张春秋早期的琴，长宽比为约92厘米：约35厘米，通体略似高髻人形，箱体整木斫成，髹黑漆，属“半箱琴”。琴龙龈处有较深的过弦痕迹，首岳山嵌入琴体，旁有弦孔若干。本次出土的瑟是一张春秋早期较完整的瑟。瑟长宽比为180厘米：34厘米，瑟枘是羽人的形象，弦孔和首岳都很清晰，瑟尾的四个瑟枘中有两个清晰可见，瑟枘不远处有两个弦孔。此琴、瑟比曾侯乙墓出土瑟早数百年，其制造、调试工艺之复杂，反映了当时曾国高度的音乐水准，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琴与瑟及琴瑟组合。琴瑟同时葬于棺内，即曾侯乙“弋射图衣箱”漆书所记：“民祀唯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琴瑟常和。”反映了当时人们祈福的祷告词，即人们生存的最高理想是“琴瑟常和”。墓室内北部分布着一批包括长、短不等的梁以及立柱和底座的彩漆木雕大型编钟架和编磬架。此前出土的春秋编钟均为小型，而此次在枣阳郭家庙曹门湾一号墓发现的春秋早期大型乐舞遗存，填补了从西周早期到战国早期（即曾侯乙墓葬）近五百年间大型乐舞发展史的空白，进一步证明了曾国是周代礼乐文明的一个正统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