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周代八音及其乐器分类法

随着西周到春秋时期宫廷雅乐和社会音乐的高度发展，周代乐器在礼乐活动中和社会音乐生活中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盛景。尤其是为宫廷典仪服务的以钟、鼓类重击乐器为主的金石之乐，更被涂上了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倍增了它威严、肃穆的象征性和威权性。由于周代乐器种类和名目的繁多，应运而生了我国第一个乐器分类法——“八音”。周代乐器名目之多，包含可能会有的同器异名，仅见于记载的就多达一百三十余种，用于雅乐的就近九十种。就种类而言，见于记载的有八十余种。据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统计，仅《诗经》各篇提到的乐器就有二十九种，其中确知应用于雅乐的就达二十二种之多，故宫廷即按制作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八类。《周礼·春官》记：“大师，掌六律六同……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郑注云：“金，钟、镈也。石，磬也。土，埙也。革，鼓、鼗也。丝，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箫也。”据日人林谦三《乐器分类的简史》，古希腊将乐器分为弦乐器、气乐器和打击乐器三类。古印度曾将乐器分为弦乐器、气乐器和皮乐器三类。此外，佛教经典将乐器分为五类，耆那教经典将乐器分为四类。故中国的“八音”在世界乐器史上提出相当早，而且也是乐器种类划分最多的一种乐器分类法。尤其青铜金石类乐器的品种、材质、铸造和制作技艺的智慧含量为世界之最，当是问之无愧的。从制作材料角度划分乐器种类，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内涵，尽管因视角的不同，与近代乐器分类学相比，自然存在种种不足，但“八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运用最广、最久，在音乐观念、音乐实践中的地位相当稳固。

各类各种乐器的性能不一，在金石之乐合奏中担负的任务也不同。按照“伶州鸠答周王问乐”所说，即“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国语·周语下》）。在此，我们且按八音分类，详细认识一些周代的乐器出土遗物。

金类乐器是由青铜材料铸制而成，首推钟。1970年代早期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出土了一西周晚期克镈，鼓部铭文自称“宝林钟”，故知它是三件一组的编镈之一。1978年陕西宝鸡杨家沟太公庙窑藏出土春秋早期“秦公镈”一组三件，形制、纹饰和铭文均相同，椭方形，鼓腹，平口，有扉棱，三件均正鼓部发单音。1980年中期陕西眉县杨家村窑藏又出土了西周虎翼镈一组三件，均发单音。形制显然以湖南原产的越镈为原型，具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1993年河南新郑市金城路窑藏坑出土春秋中期镈钟一组四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相序，镈身呈合瓦形，一钟发双音。考古发现的西周庸迄今仅有1980年出土的两件特庸，分别为陕西宝鸡竹园沟西周早期国墓葬出土的一件大面兽纹特庸和安徽宣城出土的一件西周后期夔龙纹特庸。进入周代后，庸近乎消失，几乎被新兴的甬钟取代。1980年陕西宝鸡南郊竹园沟西周早期国墓出土的编甬钟，三件一组，是中原地区迄今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组西周编钟，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合瓦体，一钟发双音。可见西周中、晚期出土的编钟，件数在增加，形制改变为能发双音的合瓦形。如陕西扶风齐家村窑藏出土的中义钟和柞钟，均八件一组，保存完好，发音清晰。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编钟十三件一组，而河南三门峡虢国墓还出土有双组十六件编钟等。至春秋战国时期，甬钟的成组件数已扩增至数十件不等。如河南淅川县出土春秋晚期的王孙浩编钟为二十六件，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战国早期的甬钟达四十五件等。约至西周末春秋初，又出现了以钮代甬、直悬敲击的编钮钟。至春秋中期，日渐流行，如河南淅川仓房乡下寺出土的编钮钟共九件，大小相次，合瓦形，发双音。

其他青铜乐器遗物还有如铜钲、于、铜鼓、铎、铃等。

石类乐器主要指磬，多枚成组的编磬是“金石之乐”“金石之声”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西周中晚期制作工艺的大发展，至春秋时期，磬的形制完全定型，但编磬的枚数多寡不定。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战国墓出土的编磬共十件。河南淅川下寺的两墓各出土有十三枚的编磬。河南洛阳解放路东周墓出土的编磬有二十三枚，而战国初期曾侯乙墓编磬（见图13）达三十二枚。纹饰造型上，有湖北江陵出土的以凤鸟为主题的彩绘编磬。此外，淅川春秋晚期墓出土了一件石排箫，钻有十三管圆孔，大部分管竟能吹出乐音。

所有陶土烧制的乐器归为土类。周代土类乐器以埙为主。此期已出现有七音孔陶埙，形制已定型为顶尖底平的鹅卵形，一面二孔横列，一面五孔呈人面形，顶部吹口，如河南新郑市出土的东周七音孔埙，可发约十余音。

以纯木质为材的乐器均归木类，有柷、敔、木鼓等。《尚书·益稷》说：“合止柷敔。”据晋代郭璞注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连氐桐之，令左右击。”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铻，刻以木，长一尺，之”，即刮奏。现今仅有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廷文物，迄今尚未发现实物出土。

图13　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编磬和磬架

所有以蚕丝为弦的乐器归为丝类。周代丝弦乐器分有柱与无柱两类。有柱类的瑟弦数较多，十余弦至五十余弦不等，如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一批形体大小不一的瑟即是。今见出土瑟以二十余弦居多，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三件战国早期瑟即是。其中一件二十一弦锦瑟的首尾两端和壁板上，还绘有狩猎与巫舞燕乐图。与瑟相比，筝的形制较小，弦数也相应较少。从《史记·李斯列传》中“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可知，此期的秦筝较为流行。江苏吴县战国墓出土有十二弦筝，江西贵溪龙虎山战国早期越人崖墓也有十三弦筝（见图14）出土。筑是由竹尺敲击的打弦乐器，齐国较为流行。1988年河南固始县的白狮子墓地曾出土了一件筑。后世与瑟同样失传。而无柱类的琴却与有柱类的筝一道，绵延流传，至今未衰。今见最早的琴是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和十弦琴（见图15）各一张。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曾出土了一张七弦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七弦琴实物，形制与曾侯乙墓十弦琴相近，仅琴尾下有一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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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十三弦筝

图15　湖北随州战国曾侯乙墓战国早期十弦琴

用动物皮革作主要材料的乐器为革类，指名目繁多的鼓类，在周代文献中提及的种类数量居八音之首。此期比较别致另类、具浓厚楚地风格的鼓种，当推湖北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悬鼓——虎座鸟架鼓。属战国时期，共十五件，然多数残缺，鼓皮俱无存。该鼓以踞伏背向的双虎作底座，立于虎背上背向的双鸟作架，扁鼓悬于其间。鼓座、鼓架、鼓面均施彩绘以纹饰，双虎、双鸟雕刻精美，整架鼓不失为一件绝佳的木雕工艺品。

“匏”即“瓠”，是一种葫芦，以此作共鸣箱的簧管类吹奏乐器，归作匏类乐器。如古称十三簧笙、十九簧巢、三十六簧竽等。上述雨台山楚墓出土有两件战国中期的笙，大小相近，均已残腐，从嘴无吹孔看，应为冥器。

以竹子为材制成的各种吹管乐器归于竹类。周代的竹类乐器篴、箫、篪、管、籥等，有单管和编管两类，名目种类之多仅次于革类。单管的有横吹与竖吹的笛和横吹的篪，编管的有管数不定的排箫和二十三管“言”（大箫）、十六管“筊”等。

自周代始，宫廷中的中国乐器纳四代之乐于一朝，聚四方之乐于一宫。如《礼记·明堂位》：“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也”，及“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县（悬）鼓。垂之和钟、叔之离磬、女娲之笙簧”等。乐器与各种典仪的配置、组合十分鲜明、紧密。《周礼·春官》记：祀天神，用“雷鼓灵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祭地祇，用“灵鼓灵鼗，孙竹之管，空桑之琴瑟”；享人鬼，用“路鼓路鼗，阴竹之管，龙门之琴瑟”；飨食礼，配编钟、编磬、鼓、朄、拊、管、笙、瑟等八种；而宗庙祭祖，更如《诗经·周颂·有督》所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设业设虡，崇牙树羽。应田县（悬）鼓，鞉磬柷圉（敔）。既备乃奏，箫管备举。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可见金石钟鼓之乐是与盛大祭祀、燕乐歌舞相配，风格“肃雍和鸣”，庄严雍容。

战国时代，《吕氏春秋·听言》批评的“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的风习愈演愈烈，近世中国南方出土的多例单件青铜重器，如大镛、编钟等，可重达几百公斤至上千公斤，极端例证如曾侯乙编钟的总重更逾两吨半，还是以各国之间的馈赠物或贿赂物身份，仅曾侯乙编钟杂有一件楚王镈，通高近1米，重134.8公斤，就是楚王特命赶铸出来作为祭奠礼物赠给曾侯乙入葬的。此期统治者可以“金石之乐”从葬，那么世间的乐舞享乐也就可想而知了。

除宫廷宴乐、庙堂祭祀乐外，此期用于征战的军乐也出现了新组合和新乐器的加入，使得钟鼓之乐的功用不断扩大。出师若无钟鼓随行，好似偷鸡摸狗的“侵”，问罪声讨须钟鼓堂堂一路高奏，才算是堂皇正大、理直气壮的讨伐。如《国语·吴语》载：“王乃秉枪，亲就鸣钟鼓，丁宁、于、振铎，勇怯尽应，三军皆哗以振旅，其声动天地。”又《周礼·夏官·大司马》载：“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可知征伐时除备有必需的钟鼓外，还加入了不少如钲（丁宁）、铎、于、镯等新乐器以壮军威。

宫廷小型器乐也是须建立在民间器乐蓬勃发展基础上的。试想，若没有齐都临淄“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的繁荣，也不会有齐宣王听竽“必三百人”的庞大器乐合奏阵容。此期宫廷小型器乐组合如主要配合歌咏的丝竹之乐，更有堂上笙歌、堂下乐悬的多样区分。其中既有约定成俗的固定搭配，又有灵活变化的不同侧重。以《诗经》所记为例，常见的固定组合是琴与瑟、埙与篪，如“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关雎》），“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并衍生出了“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小雅·棠棣》），而“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小雅·何人斯》）则衍生出“埙篪”之交和“仲伯”难分的兄弟之谊。多样组合如“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小雅·甫田》）和“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小雅·鹿鸣》），且独奏形式的乐器表演和士等级的自娱性的弦歌此时亦为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