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乐器及其考古发现简介

我们说先秦宫廷艺术以金石之乐为标志，先秦器乐艺术是我国器乐发展史上的第一座高峰，是从它形成的脉络来看的，这个脉络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我们对夏代社会文化、音乐文化的了解，较多地还是来自古代传说，但仅凭一些零星传说的材料毕竟难以稽考，还须更多地依仗已有的考古成果，尤其是器乐文化。商代对前代乃至更古老的华夏传统乐器的继承比较直接，它继续沿用着源自原始社会的不少乐器。引人注目的是，历史以从不停歇的脚步，推动商代跨入了伟大的“青铜时代”，而只有在青铜乐器大规模出土之后，才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春秋战国器乐文化的真正辉煌。

我们以“夏籥九成”的传说，得知大禹时代的乐舞，是以竹制编管乐器籥作为主要伴奏乐器或兼作舞具的。又从《吕氏春秋》传说夏启曾“琴瑟不张，钟鼓不修”，夏桀“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得知夏代还有钟、鼓、磬等敲击乐器，管、箫等吹管乐器，以至琴、瑟等弹弦乐器。然而，夏代的这些看似丰富多样的乐器品种，在目前的考古材料中还未得到完全的证实。非金属类乐器能够在地下长存四五千年至今，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从迄今已知的夏代乐器考古材料看，它们已经部分地或正在渐渐地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1980年青海民和阳山23号墓出土的一具陶鼓，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前后；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早期遗址出土的五具陶鼓，距今约四千六百年至四千年间。从口外壁有等距离的钩状乳钉一周，或鼓口周边有多枚饼状圆钮看，均是作鼓面绷皮之用，是古代帝尧时“以麋置缶而鼓之”的延用。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禹县阎砦墓出土的石磬（见图8），均距今约四千年，虽制作比较粗糙，接近原始劳动工具，但磬体上部都有可供悬挂的洞孔，并能用磬槌敲击出乐音。此外，1980年代中期，山西闻喜南宋村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石磬。夏代的石磬理应也可视为“乃击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的延续。

图8　河南禹县阎砦特磬

图9　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彩绘手制扁鲳鱼形陶埙（复制）

1970年代后期甘肃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了二十多件陶埙，为红陶和彩陶手制，疑似新石器晚期或早期青铜文化遗物，其中十余件已破损。与远古陶埙不同的是，它们都呈扁平的各种圆鱼状，底端的扁尾上或吹孔两侧还有穿孔，备穿绳悬挂之用。从保存完好的一件看，吹孔在顶端的鱼嘴部位，两肩和鱼腹左下侧共三个指孔，可发四个音（见图9）。至此，埙的形制已有卵形、圆形、筒形、尖角形、鱼形等多种，说明此时的陶埙尚未定型。

1983年山西襄汾陶寺类型晚期墓葬出土了一具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纯铜铃，红铜铸成，距今约三千八百年前后。顶部的悬舌孔系整器铸成后加工钻成，铃舌缺失。1986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四件青铜铃，年代约夏商之交，距今约三千九百年至三千五百年间。铃体横截面为合瓦形，铃舌棒状，多为玉制，入葬时均包以纺织品，表明是墓主所珍爱的贵重乐器或象征墓主权力身份的礼器。铜铃又是迄今已出土的夏代仅有的铜制乐器。此外，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还出土有距今约四千余年的木鼓（遗迹）、距今约三千八百年的青石特磬，以及陶铃、陶埙等。此特磬仅打制凸面而未予磨平，但悬起敲击后磬体可发出犹如铜声的绵长音响。

图10　河南固始木鼓

前述1955年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场址出土一口陶庸，距今约四千多年，灰陶制成，中空，长方形，并有供手执演奏的实心直柄，用槌敲击庸体发声。但倒置过来就形似可悬挂的钟了。故此期的陶庸、铜铃、木鼓（见图10）、特磬一类乐器，足可兆示钟鼓之乐或金石之乐时代的即将来临。(www.xing528.com)

商族崇信上天神灵的风习，宫廷推崇无度享乐的时尚。为满足宫廷贵族的祭祀活动和音乐享乐生活丰富内容，宫廷乐队无论是规模、乐器种类，还是表演技艺，都发展很快。其突出表现是乐器的制作工艺及音乐性能，较之以前有了明显的改进和提高。此外，旋律乐器增多，节奏乐器向旋律乐器演化，从而促进了器乐合奏形式呈现多样，也是明证。

商代乐器仍以膜鸣、体鸣和气鸣三类乐器为主，出土和传世的乐器实物比之夏代要更为多样。

图11　湖北崇阳汪家嘴大市河岸出土的晚商兽面马鞍钮铜鼓（仿双面牛皮膜鼓），既可悬击（悬鼓），又可置地演奏（足鼓）。

先看膜鸣乐器的鼓类。1985年山西灵石旌介商代一号墓出土的一具鼍鼓，距今约三千多年。虽木质鼓腔已损坏，但鼓面上仍清晰可见残留有所蒙鳄鱼皮的鳞片。此前的1980年山西襄汾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早期大墓，也曾出土一具单面木框鼍鼓。更早的1935年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217号商墓，还发现过殷墟文化后期的木框鼍鼓遗迹。已知黄淮平原于新石器时代即有扬子鳄的自然分布，曾是殷商王畿的河南中部又屡现殷商皮革的遗迹，说明此类独特的鳄皮鼓于夏商时仍为贵族们重视。从还发现有鼓架的遗迹来看，它们可能是悬于架上演奏的双面“悬鼓”。1977年湖北崇阳汪家嘴大市河岸，出土了一具约为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铜鼓（见图11），但明显是木腔皮鼓的仿作。钮作马鞍形，鼓面椭圆形，下设开档方圆足。既是可悬击的“悬鼓”，又是可置地演奏的“足鼓”。鼓面仿牛、羊皮。又有相传出土于河南安阳的一具双鸟饕餮纹铜鼓，现为日本泉屋博物馆收藏。用青铜铸成，也是木鼓的仿制，鼓面仿鳄皮，上有双鸟形钮，下设四足。又是可悬击和可置地敲击的两用鼓。如此，似可用以参证《礼记·明堂位》中的“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县（悬）鼓”之说了。

体鸣乐器中，商磬与夏磬延续一脉，基本上保持了早期的三角形制。商代早期特磬实物有山西夏县东下冯出土磬和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磬。到晚期，磬的打琢磨制技术日益精细，尤以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虎纹特磬为最。此磬用大理石制成，磬体磨雕、虎纹造型都十分精美，且发音浑厚悠长。安阳小屯妇好墓中也发现一件鸱鸮纹石磬，制作同样精美细腻。由于一磬发一音，此期因旋律美感的发展，带动了磬向成组形式的演进，发现了数件不同音高的磬组合而成的编磬。商代的编磬多见三件一组，出现在晚商殷墟文化二期。今故宫所藏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刻铭磬三件一编，分刻铭文“永启”“夭余”“永余”，发音清越，可奏出大二度、小三度、纯四度三种音程和组成“徵羽宫”或“商角徵”的三音组音列。

商代铜铃中能够确认为乐铃的很少，现今出土较多的晚商铜铃也难确认为乐铃，但都是继承了二里头铃的合瓦体钮铃。1953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晚商遗址，出土了一件距今约三千零四十六年至三千三百年间的铜铃。铃体、铃舌均用青铜铸成，器身上小下大，呈肩筒形，口沿齐平，顶面中部有一拴铃舌的孔，铃舌一端细长，另一端呈球状。出土时，钮梁上还留有缚绳的痕迹。

商代的钟发展很快，尤其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钟曾用作古代铜制乐器的统称，后将有柄、口朝上击奏的钟称铙。因卜辞中多见“奏庸”和“庸奏”“庸舞”的记载，故又改用其本名庸，大铙则改用镛。口朝下，悬挂起来击奏的才专称为钟。钟又分有甬（柄）和旋环可供悬挂的甬钟，和只有悬挂用钮而无甬（柄）的钮钟，大号的钮钟称镈或镈钟。但迄今只见有商代的庸（镛）和镈，尚未见有商代的甬钟和钮钟出土。晚商铜庸往往大、中、小三件一组出土，如1983年安阳大司空村东南663号墓出土的编庸。庸体呈合瓦形，甬呈中空管状，上细下粗。而1976年河南安阳小屯妇好墓出土的编庸，则是五件一编的，可测有二声、三声、四声的音组合。所以，旋律乐器的性质是很明显的。江西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的镛，是墓葬出土最早的镛，属相当于殷墟早期或中期。现见出土的商代镛分无旋和有旋两种。因镛体大，无旋镛只能口朝上植于架座上演奏，有旋镛（见图12）可以口朝上置地演奏，也可悬挂敲击。江西新干县程家沙洲殷代后期大墓出土涡纹兽面纹镈钟，上有作悬挂的方钮，无柄，合瓦体，平顶平口，其造型饰纹富南方古越族特点。商代有旋镛和无旋镛明显启示了周代甬钟和钮钟产生，它们之间的承续脉络清晰可见。

图12　湖南宁乡晚商兽面纹镛

气鸣乐器中，现今出土的晚商埙较多。如果说夏代陶埙的形制还比较多样，没有定型，那么商埙的形制已趋稳定。从出土的商埙看，大都已呈平口形，后世埙也基本是承袭殷制而稍有损益。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小共三件陶埙，均为平口尖顶的卵形状，五个按孔（前三后二），顶端一吹孔，其中大埙能发出大九度内的十二个音。其他商代遗址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兽骨埙和白陶埙，河南辉县琉璃阁的殷墓陶埙，也多是前三后二的五音孔埙。由于音孔的增多，发音能力和表现能力自然相应提高。联系到此期编磬、编庸的出现和晚商五声音阶的形成，可以见得殷人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音高、调高观念和旋律音乐的美感了。

商代气鸣乐器发展较快的是多管类的新品种。如卜辞中有过出现的龠、龢、言、竽等。以苇为管的编管乐器龠，如《礼记·明堂位》曰“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是商代祭祀乐舞的助祭乐器。从卜辞中该字的象形推断，它是多管并列编扎而成，似为后世排箫的前身。而同为编管乐器的龢，后世写成“和”，有学者认为是以竹为管（丁山《商周史料考证》）。又据《尔雅·释乐》：“小笙谓之和”和卜辞中该字的象形推断，它是多管集束编扎而成，后世专指小笙。形制相似的还有竽。而言，《尔雅·释乐》云：“大箫谓之言”，又据卜辞中该字的象形推断，当为单管乐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