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气鸣乐器及陶埙出土情况

我国原始气鸣乐器，主要指迄今考古发现的远古哨、笛、埙、角一类的吹奏乐器。同体鸣类击奏乐器一样，其制作材料大多直接取自自然界的天然原材。后世至今的笛、哨类乐器，已改为取自比较容易加工的竹、木材料，音色淳厚、脆亮，竹木质感浓郁。想象中取材自骨、角、石或陶等天然材料的笛、哨乐器，音色自然要暗淡许多，但情调古朴、空寂、悠远，材料结实耐用，能够保存至今的实物弥足珍贵。

我国远古哨、笛，都是以管体边棱为激发体。哨同笛的区分在于音孔（即指孔）的多少。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一单孔骨哨，可吹出鸟鸣声，是七千年前新石器时期属马家浜文化晚期遗物。1963年甘肃秦安堡子坪出土的陶哨，也是一音孔，然形制为小羊状，吹孔在尾部，一音孔在背部，属齐家文化时期遗物。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出土了一百三十九支骨哨，是用禽类肢骨制成，手指粗细，管身开一、二、三、四孔不等，但两端各开一孔者居多。其中一支，上端处存一圆形指孔，骨管内插入一根骨棒，可能是充当改变音高的活塞，吹奏时将它上下移动，可发出各种不同高低的音。1979年河南长葛石固出土的一骨哨（见图3），管身中部侧开一椭圆形孔，以一端管孔为吹孔，属距今八千一百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此类管身中部开孔的还有甘肃永靖大河庄出土的齐家文化早期的骨哨。如果将中部孔作为吹孔、两端管孔为音孔的话，就如同今天景颇族的吹奏乐器“吐良”一般。但这些骨哨发音尖锐，又缺乏规整的音列结构，故推测它们除用于日常游戏娱乐外，可能更为常用和实用的是作为狩猎时的诱捕器具和日常的通讯工具。

图3　河南长葛石固骨哨

1986—1987年间，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裴李岗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二十五支多孔骨笛（见图4），形制为五孔、六孔、七孔、八孔四类，距今最早约九千年。均以丹顶鹤的尺骨制成，且均以管端边棱为激发体，故均为直吹形式的直笛。它们的年代早于骨哨，但形制、功能都优于骨哨，而更引人关注的是，不少骨笛有手钻或锥钻的痕迹，即既有钻孔前的刻记痕迹，又有经修改后重新刻记的痕迹。此均为挖孔前的刻度。试吹后所得音高明确，各音级已能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从其中一支所发音列看，已含有八度、六度、五度、四度、大小三度、大小二度等多种音程关系。它不仅代表了我国定音乐器当时已较发达的形态，而且表明当时制笛（钻孔）工具的选择制作，制笛前的标准设计，包括音孔大小、孔距定位等等的某种周密测算，都已达到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当时的先民们已可能具备了相当水准的音高、音准概念，并初具了某种音律体制标准。只是先民们制笛的具体的设计依据现在还未能得知。

图4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骨笛（雌、雄）(www.xing528.com)

出土如此美观完善的骨笛的区域，也应是竹笛的产地和发展地区。我国黄、淮流域的中原一带，于新石器初期，是传说中的东夷氏族生活的地域，他们南连长江下游湖泊地带的稻作农业区，这里也是河姆渡氏族公社的遗址。我国江南昆笛音乐传统的前源也应该是在此地。前文述及“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传说，伶伦是“取竹之嶰谷”，即所制律管为竹制之笛。然黄帝氏族起源于西北，早期活动地域也在相当于今甘肃东部的平凉和宁夏的泾源、固源一带，怎么会有竹林生长呢？参证历史地理学研究，相当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属我国气候的温暖期，其活动区域要比现在温暖得多。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曾有大量竹鼠等动物的骨骼出土；纬度相近的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也曾发现有炭化的竹节，表明黄帝氏族早期活动区域均为树林、竹林、丛草等植被覆盖。在这一生态环境中生活的华夏先民，兼有骨笛和竹笛是极有可能的。而我国西北梆笛音乐传统的前源似乎也可以追寻到这里。

迄今我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埙、角类吹奏乐器均为陶制，是原始乐器中极富特色的品种，分布广泛，黄河中、下游的陕、晋、豫、鲁等省较为集中，长江下游的江、浙、皖等省也有出土。

史籍中关于埙的传说，年代久远。如《拾遗记》称：“庖牺灼土为埙。”《世本》谓：“埙，暴辛公所造。”1954—1957年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榄核形，距今约六千多年。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第四文化层，与骨哨同时出土的一陶埙，卵形，仅有吹孔而无按音孔，距今约七千年，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埙。1931年，晋南万荣瓦渣斜曾出土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遗物陶埙三枚，一枚仅有吹孔，一枚两孔（一吹、一按），一枚三孔（一吹、两按）。河南尉氏县桐刘出土的河南龙山文化埙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采集的陶寺类型遗物埙、太原市郊义井村出土的埙，都是二音（按）孔埙。二音孔埙若音孔全闭，或开一孔、或开二孔，可发三个音。此外，山东潍坊姚官庄、江苏邳县小墩子等地，也有属新石器晚期的陶埙出土。多例所吹出的共同音程均为不完全协和的小三度，说明小三度像是某种原始调式的胚胎。

相比之下，陶角还不能认定为完全的乐器，因为除了能吹出较为厚实的号声外，别无所能。发掘者认为，既然原始氏族的军事统领常兼巫师之职，那么此陶角在娱乐之外，用于发号施令，或巫术法器的场合可能更多。从所发出的声音听来，像是标志着威严的身份和崇高的权力。1976年河南禹县谷水河出土的龙山文化陶角，距今约四千六百至四千年。1979年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角，距今约六千三百至四千五百年。它们的形制均保持着天然牛角形。只有陕西华县井家堡出土的仰韶文化陶角，其牛角状的尖端像是被人为切去。

反观原始乐器，此类有趣现象还有不少。就拿陶埙来说，一、这种由陶土烧制而成的罐状的吹奏乐器，在迄今人类历史上或现今世界上的各民族中都极为鲜见。我国陶埙从某种助猎器具演化成形后，沿用了上千年，其发展呈演进序列，即音孔逐渐增多，发音能力逐渐增强，然形制基本没有变化。后渐由木制取代，但实践中基本不用，成为宫廷礼器。二、从我国已出土陶埙的地理分布看，最西北的发现地是甘肃玉门，直至最东南的出土地是浙江余姚河姆渡，中经陕西、山西、江苏，呈一个长达千里的带状分布区域。三、在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竟有一单孔（吹孔）陶埙，与由禽骨挖制而成的骨哨同时出土。而同样由禽骨挖制而成，但比河姆渡骨哨发音性能更加优越的贾湖骨笛，其测定年代却早于它近千年。等等。

以上现象虽一时难以逐一地深度探究，但所表现出的我国音乐文化的一体多元和渐进性、地域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音乐文化特质和心态的持久稳定性等，明显是受到早期人类的社会文化发展与交往状况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些特征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初步形成，其渊源称之极为久远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