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时期的社会面貌,那么到尧、舜、禹之世,已是氏族公社由繁荣期至即将解体,原始乐舞开始走向了繁荣。不但所表现的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多样,而且具有关键意义的是,乐舞已有稳定的保存和积累过程,为持续的加工提高打下了基础。作为氏族间文化交往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原始乐舞既是氏族间相互接触、了解的手段,又是自身发展的新的契机。
氏族间的乐舞交往,相传黄帝时代就已达至鼎盛。据《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此次部落联盟大会,汇聚了以风、雨、虎、狼、蛇、象、龙、凤等各种不同图腾命名的氏族部落。来自华夏四方的风夷(风伯)、九黎(蚩尤)、少皞(凤)、古苗蛮(蛇、象)、古戎狄(虎、狼)等各部图腾乐舞,“龙飞凤舞”地荟萃一堂,可谓盛况空前。后炎、黄族的一支,属陶唐氏的帝尧,同东夷集团的属有虞氏的帝舜联姻,炎黄、东夷两个氏族集团组成尧舜氏族联盟。舜的大臣伯夷、皋陶及乐官夔均属东夷部族。据《尚书·皋陶谟》描绘,亦如前述,尧舜时的乐舞竟出现过“鸟兽跄跄”“百鸟率舞”的壮观场面,这就如同黄帝乐舞《清角》一般,绝不是单一氏族的图腾乐舞可以胜任,而必然是诸多图腾乐舞的盛大聚会。据《古本竹书纪年》:“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夏)后发即位,元年,诸夷宾于王门再保庸会于上池,诸夷入舞。”华夏音乐文化这种四方融合、共促共进的和谐交流传统,对自身文化基因的活跃、生成和整体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然《尚书·大禹谟》中还见有舜禹时期同三苗战争内容的乐舞: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
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至诚感神,矢引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www.xing528.com)
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
这是舜禹“舞干羽于两阶”,施模拟巫术于战场,充分发挥武舞这一乐舞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用乐舞行为替代战争行为,最终起到战争所起不到的作用。但为达到“舜却三苗,更易其俗”(《吕氏春秋·召类》)的深层次的文化认同,还须并施“文武之道”,即以文舞“诞敷文德”,将文化影响施展于更加深广的社会领域才行。
自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走向繁盛的原始乐舞,如果没有与之相应的乐舞教育和乐舞教育家、乐舞编创和乐舞编创家,即专司乐舞或擅长乐舞创作和教育的人,是难以想象的。仅《吕氏春秋》就曾述有多位远古时期音乐家的传说。如朱襄氏乐舞中提到的“士达作为五弦之瑟”的士达,“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的伶伦,及与伶伦一起铸十二钟的荣援,效八风之音作《承云》乐的帝颛顼,“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的咸黑和造了鼙、鼓、钟、磬、笙等多种乐器的倕,“舜立,仰延乃伴瞽叟之所为瑟”的延和瞽叟,“帝尧立,乃命质为乐”和“帝舜乃令质修九招”的质,“禹立……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的皋陶等人,恐怕都是当时专职或兼职的乐舞大家。此外,《尚书·舜典》中提到的著名的乐正“夔”,即“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传说中的这位舜时乐人夔“如龙有角”、“如龙一足”,又称“夔龙”。尽管今有人称《尚书》是后人伪托之作,但如果剔除其中的想象成分,那么,我国神话传说中最早出现的这位专司乐舞的典乐官,也应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位乐舞教育家、一位最早的寓教于乐的先行者。他能够有“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威权,有使“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聪慧才智,组织乐舞活动教育当时的青年一代“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尧典》)。正是这些原始乐舞专家,将“谐神人、和上下”的原始乐舞,发展为强化氏族成员们共有的精神支柱,所以他们的出现标志了原始乐舞的发育成熟,在我国乐舞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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