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
盖尝论之：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
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
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氏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则去圣远而异端起矣。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盖其忧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虑之也远，故其说之也详。其曰“天命率性”，则道心之谓也；其曰“择善固执”，则精一之谓也；其曰“君子时中”，则执中之谓也。世之相后，千有余年，而其言之不异，如合符节。历选前圣之书，所以提挈纲维、开示蕴奥，未有若是之明且尽者也。
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异端之说日新月盛，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为说者不传，而凡石氏之所辑录，仅出于其门人之所记，是以大义虽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门人所自为说，则虽颇详尽而多所发明，然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
熹自蚤岁即尝受读而窃疑之，沉潜反复，盖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领者，然后乃敢会众说而折其中，既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复取石氏书，删其繁乱，名以《辑略》，且记所尝论辩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后。然后此书之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凡诸说之同异得失，亦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趣。虽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然初学之士，或有取焉，则亦庶乎行远升高之一助云尔。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译文】(www.xing528.com)
《中庸》为什么而作呢？子思忧虑关于“道”的学问失传，所以才作的。大概远自上古，具有神圣的德行和高位之人，承继天命，建立了至极之理，道统便流传下来了。现在还可以从经书中看到的，有“允执厥中”，这是尧传位给舜的时候所说的话；还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舜传位给禹的时候所说的话。尧的一句话，就已经把理讲清楚了，完全包容了至极之内容。而舜又加上了三句，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尧所说的那句话的前后关联，因为只有明白了前后关联才能比较好地理解“道”的精微之处。
我对这些话作一个总说，要知道，人心是空虚灵动能知能觉的，每个人的心自然只有一个，那么又有人心、道心的不同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其生成有别，人心生于个人形体气质，道心是人性命中的正理，但人的知见能力和觉悟有所不同，不能识别人心，则危殆而不安；不能识别道心，则道心微妙难以显现。然而，既然是人，就没有不具有形体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堪称“上智”的人，不能没有“人心”，也没有不具有道心这种本性的，所以即便是在智力方面虽为“下愚”的人，也不可能没有“道心”。“人心”和“道心”两者，都杂处于人心这块方寸之地，如果人自身不能去治理它，自然“人心”越来越危殆，“道心”的微妙更难以显现。那道心的这至公天理就无法战胜个人的私欲。所以，必须用精察严求于二者之间，使天理不杂一毫私欲，必须用专一护守天理之公这个本心，一刻也不能离开它。长期坚持如此，没有片刻间断，使天理之公的道心，长为一身之主，自私自利的人心就会服从道心，这样就会每每转危为安，道心的微妙之处就会显现。人在动静之间，说话做事，就不会有过头和不及的差错了。
尧、舜、禹都可以说是天下的大圣人了。以天下最高权位相传，这是天下的大事。以天下的大圣人，做传天下最高权位的大事，在相传之际，叮咛告诫，不过如此，则天下的道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从此以后，圣人与圣人相承，其中有像成汤、文王、武王这样的君王，有像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这样的大臣，都是接续了道统的真传。像我们所尊敬的孔老夫子，虽然本人没有前人那样的权位，然而，由于其继承了以往圣人开创的道统，为后来的学者开辟了道路，功德方面甚至还远胜于尧、舜这样的君王。
然而，在那个时候，对于道统能由“见”而能达到“知”的境界的，只有颜氏、曾氏而已。这两人的传续，可说是真正体悟到了道统的宗旨。其后由曾氏再往下传，又传至孔老夫子的孙儿子思。在子思那个时候，学界已与孔子的圣学相去甚远，各种异端邪说已经繁衍起来。子思惧怕时日愈久远则道统的真正学问也会流失得愈多，所以按照尧舜相传的本来之深意，验证平日从父辈和老师之处所得到的见闻，相互参照演绎，写成《中庸》此书，以将道统的精髓诏告于后世的学者。正因为子思的忧思极为深刻，所以其言语也就极为恳切；也正因为其思考极为深远，所以其论说也就极为详备。子思说“天命率性”，就是说关于“道心”的方面；子思说“择善固执”，就是说关于“精一”的方面；子思说“君子时中”，正是说的“执中”啊。子思距前圣已有一千多年，然而其所说的话仍和前圣没有什么差异，好像符节一样。在所有前圣的书籍之中，像此书这样纲目清晰、思想深刻、说明详尽的却并不多见。
到后来此书又再传至孟子，使此书能进一步得到推崇说明，从而继承了先圣的道统，可惜孟子去世之后，此书却逐渐被湮没而使道统失传。而我们所说的道，总是将其深意寄托在言语文字之间，然而异端之说却不止于此，手法花样翻新，日新月异，以至于老学和佛学的教徒们无处不在，其说看似与道统之理相合，实则是大大搞乱了真正的道理。还算有幸，此书并没有完全泯灭，所以出了程氏兄弟这样的人，对其加以仔细考察研究，接上了断了一千多年的圣学主脉，并以此书论点为据，驳斥老学和佛学两家似是而非的谬论。
从这个方面来看，子思的功绩是巨大的，但假若没有程氏兄弟，还是不能从子思言语中把握他的思想。说起来实在可惜，程氏的学说不能传下来，而石氏所辑录的那些资料，都只不过是出自于程氏的门人之手而已，所以虽然其大义还在，然而深微之处却没有剖析清楚。至于其门人自己的言论，虽然显得比较详尽并还有许多发挥和说明，但背离师说，沾染了老学和佛学的论调，这样的见解，也是有的啊。
我本人早年在父师们的教导下研读此书，心中也一直有着不少疑问，沉思求索、反复玩味，也有多年，一旦恍然大悟，似乎得到了其中的要领之后才敢于将各家之说融汇起来，比较选取适中的观点，编定这篇《章句》，等待今后读者指正。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把石氏之书，反复选择，删掉繁复错乱的地方，更名为《中庸辑略》。把那些记载论辩取舍之意的言论，另编为《中庸或问》，附在书的后面。这样《中庸》的宗旨，枝分节解、脉络贯通、详略相因、巨细毕举。而关于诸说之同异得失，也得以曲畅旁通，而各极其义趣。虽说对于承续道统，不敢随便议论，但对于初学的人，或有可取的地方，也许会对他们在人生的远行和攀登中有所帮助。
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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