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术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
文辉以曲折传神之笔，析入毫芒之思，刻画百年之间的学林英雄，随类赋彩，气韵生动，读来如登凌烟阁，但见个个功业煊赫，气象肃烈，须髯凛然，扪之有温。而掩卷之下，四顾茫茫，但觉风流已过，英雄不作，象床无语，宝帐萧萧，剩有谯周称老，更难掩学林的空寂寥落。
遥想当年，风云际会，人物翩翩。现代学术之繁荣，莫过于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大概以1904年王国维作《红楼梦评论》，翌年科举废止作开端，而以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为极盛，以1954年批胡适运动作结。这五十年也可称之为“新子学时代”。此时西学逆传中国，风披草偃，其中德国思想精于运思，英美学术擅于实证，其对国人之影响，更大于佛学初来。又正值王纲解纽，经学衰微，道术既裂，诸子奋起，以海滨为邹鲁，以旧京为稷下，各因其才性，立一端之说，骋一偏之长，上欲以其道易天下，下欲以其学解古今。或左倾或右翼，或承清代朴学之绪，或盗西方社会科学之火，高明者崇史观，沉潜者尚史料。学者之间，既有鹅湖之畔相与论辩的激情，又有乾嘉之际往还函驳的理性。观点相敌，法度相师；明若互异，实为互补。正如黄宗羲所言：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
王国维评价有清一代学术，谓“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见《王国维遗书》第四册《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而“新子学时代”之学，可谓兼有气局之大，学理之精，思致之新。如胡适之学，树范式，辟新境，开后来无数门径，此不可谓不大；又如汤用彤之学，由博返约，凡树一义，取证细密，坚确不移，此不可谓不精；再如郭沫若之学，借西镜以观古史，推翻前垒，号令全改，此不可谓不新。至于眼界之宏博，方法之缜密，识见之超越，学派之发达，都可谓千载一时！回想起来，这真是中华学术史的“华胥之境”。所以说，这是一部“学术史”，更是半部“梦华录”。
梁启超曾提出撰写学术史四大必要条件：网罗各学派之齐，提勾各学说之要，实录各家见解之真，缕述各家人格之全（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黄宗羲》）。揆诸“点将录”，庶几近之，而尤重在标示诸子学问的深造自得之处；对于学派的异同纷纭，多能平心探讨，排比资料，融会群言；而间下己意，辄如老吏断狱，片言解纷，议论在“肯与不肯之间”，如太史公之论“六家要旨”，每每在互校短长之处定去取。此见辨章学术，循名责实之功。
百载苍黄，世变遽剧，人文学者既有“其命维新”之责，复负旧邦继绝之任。开新之学，沾溉后人，启迪来者，随着时浪推排，已如盐之在水，虽形迹渐泯，实无处而不在；而存亡续绝之学，则如矿物之结晶，贞刚而光辉，日久而弥新。(www.xing528.com)
王国维自任文化托命，于天崩地解之顷，以一己性命，维护纲纪之尊严。当日军犯华，中原板荡，陈垣、余嘉锡等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借古喻今，以寄寓亡国之痛、陆沉之忧；1949年以后，以俄为师，此时学者，纵能明志于法西斯，终不能祛魅于乌托邦。唯二三子，能固守其志，陈寅恪抱独立自由之义，虽举世非之而不惑，著述皆别有寄托；钱穆则依回于国门之下，开书院以自膺其薪传之责。传说中之河汾讲学，铁函著史，一时俱见于岭表炎方之地。西方文化自希腊罗马以降，新旧相斫，古今断裂。而汉文化数千年一贯，每一朝代所积累之文化精粹，不因一姓兴亡而全废，不因异族入主而绝灭，不因外来思潮而湮没，其潜在之因，难以一概；而其有形之凭借，往往赖遗民以作断藕之丝，其气虽微，而前代所凝聚之精神价值、文献英华、制度精义，不但赖之谨守而勿失，潜行而不绝，更因斯人之沉忧悲愿，与世运相感激，益发彰显其潜德之幽光。此最见学者之文化担荷，亦一代学术之深度所在。
1954年底，开展批判胡适运动，全面废“子”尊“经”，完成百年学术思想史的彻底转折。也正是这一年的上半年，陈寅恪发表《论韩愈》一文，揭示韩昌黎阴效“新禅宗”之法，而严申夷夏之大防。于我看来，其要旨在“法可学禅，统须辟佛”八字，实寄寓其对“独尊马列，全面师俄”的深忧。“法可学禅”，新学可以焕发旧统，隐然反映前五十年学术之要义；而“统须辟佛”，中土不可独尊西经，则是悬为此后五十年历史之炯戒。
是年之后，中国学林进入“新经学时代”，可以注书，难以立说。此时旧邦一新，山河一统，君师一体，治民如兵，政教浑然。虽说罢黜百家，学归一经，毕竟势高于道，今厚于古，故而先是悬置马恩之“经”，半用列斯之“律”，而真正大行于世者，实为当世僧王之“论”而已。所谓“经学时代”，实是以论代经之时代，此亦“新经学时代”之新也。
郭沫若之学，尚属根柢于“经藏”，及至后来，亦著述为难，极而自请焚书。郭尚如此，众何以堪？可知文化生态失衡，将何止于偏荣偏枯？百年之间，知识分子自期于启蒙民众，而终归于自我改造；朝为木铎，暮为刍狗，其中士心依违，灵魂挣扎，岂易言哉！文辉于难言之处着言，月旦人物，原情定过，对于坚忍于世途，历经苦难，而守志不失者，则重加嗟慕；对于受裹挟于世潮，身不由己，目不及背者，通过语境还原，寄予理解之同情；对于趋时党附，曲学阿世者，则不为尊讳，直笔书出。这是学术消长史，是学人出处考，更是一代知识分子之思痛录。
风云过尽，残阳如血。这一百零八将之中，如阮小七安身梁山，不违故志者，能得几人？倒是多似卢俊义之蹈水，武松之废残，吴用、花荣自经，张横、穆宏客死异乡，李俊、童威乘桴海外。点将台前，后继寥寥，《哀江南赋》所谓“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土不还，寒风萧瑟”，这又岂止是学林之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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