泷川资言（1865-1946），通称龟太郎，号君山；日本人。
东瀛自古崇慕中华，有甚于今日中华崇慕西洋，其于汉地文献，千百年来铢积寸累，多存有中土已佚的品类或版本。十八世纪初期的德川时代，山井鼎曾汇辑彼岛流传的经籍传本，考校异同，成《七经孟子考文》；其书与物观所撰《补遗》一并传入吾国，极为清儒所重。[1]而二百年后，泷川复收拾史籍丛残，以半生心力成就《史记会注考证》，可谓山井的隔世传人。
《史记》的古注，以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最著，其中张守节《史记正义》原书久已不存于世；而1913年泷川偶于庆长宽永活字本《史记》中发现其佚文，乃“欣喜不能措”，遂有著述之志。[2]此后长年黾勉于是，至三十年代完成《会注考证》。此书博采官私所藏版本，以及唐以来中国著作百余家，日本著作二十余家，贯穿群籍于一编之内，缀集众说于各句之下，为《史记》校勘及注解的空前总汇；尤其辑得《正义》佚文千余条，更是文献史上的一大发见。[3]后来水泽利忠复穷搜异本，校其不足，补其出处，续成《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在校雠方面贡献亦大。泷川、水泽两书原各单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辑为《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两大册，最便使用，实为《史记》研究不可或缺之书。[4]
按：泷川此作，乃国人当为而未为，而又不能不引以为用者，故书一出而国人既惊且愧，既羡且妒。稍后鲁实先撰《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斥其书体例未精、校刊未善、采辑未备、无所发明、立说疵谬、多所剿窃、去取不明。[5]然此事牵涉浩繁，千头万绪，疏误本所不免；而鲁氏性情偏狭，意气用事，当日军步步侵逼之时，更不免夹杂仇日情绪，故于其功绩抹杀过多，实甚不公平。[6]以后台湾张以仁有《读史记会注考证札记》，施之勉有《史记会注考证订补》，严一萍有《史记会注考证斠订》，皆具体纠补其失；大陆张衍田则据泷川、水泽两著，编成专书《史记正义佚文辑注》。凡此无论补正或引申，实皆附庸于泷川之作，足见此著在《史记》研究上的中心地位。[7]
又，在泷川之前，张森楷已著《史记新校注》，惜长期散佚，仅以残缺稿传世；[8]泷川之后，鲁实先另撰《史记广注》，但手稿在大陆土改时不知所终。[9]然泷川《考证》有日本所存古本为文献柢柱，即使张、鲁所作俱完整无损，实亦无法取而代之。
《史记》为中国史学典籍之最，研究价值固不待言，近世域外汉学家于此书有两大劳绩：一为沙畹的译注，一即泷川的校释。而译注《史记》，仅有功于彼；校释《史记》，始加惠于我。故泷川所作尤为可贵也。[10]
泷川毕业于东京大学附设的古典讲习所，其时正值明治维新时期，脱亚入欧为一时风尚，而他未习西学，又非本科毕业，故长期不得固定工作，“在时代急剧变化之时，仍然完全按照前一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11]后始得任仙台第二高等学校教授，晚年兼任东北帝国大学讲师，江湖地位仍不甚高。
大抵而言，其人论位置固远在胜流之下，论学识亦未高出群侪之上，然而他得此大题目，乃能咬定青山不放松，持之以恒，补之以勤，遂以第二流的素养作出第一等的业绩。篮球巨星科比有言：“有天赋的人不刻苦就达不到应有的水平；非常刻苦但天分不太足的人，成就反而会超过前者。”[12]此经验虽得自竞技场中，然用于学术界，亦极切当，泷川即其例矣。故虽仅中人之资，未必不成大器，世间学子，岂无意乎？
泷川早年曾与市村瓒次郎合著《支那史》六卷，以西式体裁写中国通史，可比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清末有教育世界社译本；[13]晚年从事《庄子》注释，1945年东京被美军轰炸时迁返原籍，未久辞世，其书未成。[14]
此前又有竹添光鸿，著《左传会笺》、《毛诗会笺》、《论语会笺》，皆为总结性的注疏，旨趣与泷川《考证》略近，其中《左传》一种对中国学界最有影响。
诗曰：史迁域外有功臣，琐细功夫几度春。学似殊途归一海，不须长叹国无人。
注 释：
[1]梁容若评曰：“自雍正至乾隆初，中朝稽古右文，硕儒挺生，秘籍渐出，校书业绩乃斐然可观。山井鼎生长海东，一无依傍，独发足利尘封之秘，与乾嘉大儒，东西辉映，如桴鼓之相应，可不谓特立独行之士哉。四库既录其书，卢文弨谓其议论可采，阮元亦称不乏精核，斯为难能矣。”（《山井鼎与〈七经孟子考文〉》，《中日文化交流史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见泷川资言《史记总论·史记正义佚存》，《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www.xing528.com)
[3]中国学人如程金造、贺次君皆质疑泷川所辑《正义》佚文的真实性，而袁传璋则力主其可信；据最近的研究，泷川辑录佚文失之过滥，有待甄别，但其渊源有自，至少相当部分必不伪（应三丰《〈史记〉三家注研究》第四章，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
[4]但上古版删去《校补》的不少内容，包括长文《史记之文献学的研究》（杨海峥《整理〈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札记》，《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王叔岷指其优点是资料多、有创见，缺点是参考资料粗疏、钞袭旧说、注解谬误、断句不当、村夫子见解（《史记斠证导论》，《史记斠证》第一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似仍嫌过苛；而陈直评论：“在校字方面，将删佚之《正义》，全数补入。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是其所长也。又有无关考证者……殊嫌赘疣。对于我国传世古物情况，亦多隔阂……是其所短也。总言之，剪裁取舍，是费了一番功力，但出于己者‘坚壁不可撼’之精说并不多。”（《史记新证·自序》）其说似最客观。
[6]杨树达亦谓：“闻倭奴国人有为《史记会注考证》者……则纰缪简陋，不足一观。”（《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序》，岳麓书社1986年版）其言亦超出纯学术之外，有失学者风度；相反，据说鲁氏曾将《驳议》初稿寄予泷川，泷川不以为忤，复书称善（据廖海廷《史记会注考证驳议·再版序》；另参陈寥安《师大大师鲁实先先生的学术贡献》，《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编印），则泷川风度固不可及。按：王利器于日本古典诗学著作《文镜秘府论》撰有校注，日人松长有庆乃谓：“《文镜秘府论》的整理校注工作，日本人没有作，王教授给我们作了，完成了四五十万字的巨著，真是功德无量，我们十分感谢！”（王利器《访日讲学记》，《王利器论学杂著》，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然则《史记》的价值超出《文镜》千万倍矣，我辈于泷川，岂不更应谢其无量之功德耶？
[7]“科学史之父”乔治·萨顿有言：“一部著作越好，也就会带来更多的错误，引出更多的批评和补遗。”（《已做的事与要做的事》，《科学的历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恰可形容泷川此著。
[8]杨家骆评泷川之作云：“窥观其说，颇嫌觕略；徵引虽繁，亦伤芜杂；与张氏之取材博而有别择，考辨详而有心得者，实远难比论。然其所见日本诸本，亦足以补张氏之所不及见。”（《记史纂阁所藏张氏史记新校注稿二百六十六卷》，《仰风楼文集初编》卷九，杨门同学会台湾刊本）
[9]参杜松柏《鲁先生实先史记治学的特殊成就》，《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编印。
[10]王重民曾对胡适表示：“先生在五日的信内，说到《史记》、两《汉书》等，应有纂辑新注解之必要。重民非常同意，且认为此事与我学术界前途有莫大关系。……实在说：创办一座学院所影响于将来者，未必大过用新方法注解一部《史记》。故至少编纂此类基本大书，应与教育人才看作同等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则视为第一紧要工作，亦未尝不可。”（见《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页66）胡、王所称的新式注释，性质有异于泷川的集校集注，但由王氏所言，足见《史记》注解工作的绝顶重要性。
[11]水泽利忠语（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446）。
[12]刘毅《科比忠告篮球少年——秘诀就是刻苦训练》，《羊城晚报》2007年9月9日。按：胡适表示：“我常常为我的青年朋友讲那个乌龟和兔子赛跑的寓言，我常说：凡在历史上有学术上大贡献的人，都是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如朱子，如顾亭林，如戴东原，如钱大昕，皆是这样的，单靠天才，是不够的。”（《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八册页519）其意恰与科比略同。又，旧日有所谓“勤、谨、和、缓”的为官四字诀，胡适曾借此形容治学，亦特别强调“勤”字（《治学方法》）。
[13]当时有支那少年编译的《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吕瑞廷、赵澄璧编著的《新体中国历史》，皆据《支那史》改编而成（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1882—194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13）。
[14]据梁容若《论史记关系书五种》，《谈书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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