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泰安—现代藏学泰斗，法、意两国藏学重镇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原系德国犹太人，后入籍法国。

古代汉人之于蒙藏疆边地，多自实用政治角度以求了解，于其历史文化则缺乏学术兴趣；今日作为东方学一大分支的藏学（Tibetology），实由西人建立，故其学术传统较之中国亦远为深厚。自十七世纪始，天主教耶稣会及卡普清修会的教士相继入藏，此即西方藏学出现的背景；可知藏学的形成亦如汉学，传教士因素实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十九世纪初期，匈牙利人乔玛编纂《藏英词典》及《藏文文法》，是为藏学正式成立的标志。迄于近世，法兰西、意大利渐成藏学两大重镇，现代藏学泰斗石泰安、图齐（又译杜齐）即分别出自法、意两国也。[1]

石氏早年在柏林大学已获汉语文凭，三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而迁居法国，从葛兰言研治汉学，又从巴科（Jacques Bacot）、拉露（Marcelle Lalou）攻读藏文，遂成为精通汉、藏双语的罕有专才。他在二战时曾赴法属印度支那（越南）服役，一度成为日军俘虏；战后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中共建政后原希望继续留华，至韩战爆发，乃为中国当局递解出境。

石氏四十年代留意到格萨尔史诗，曾在四川藏区调查、搜集资料，[2]返国后整理出史诗的岭地版本及相关绘画；至1959年发表其博士论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耿昇译），详细总结史诗有关的文本、地理、历史以及格萨尔王号、说唱艺人、喇嘛教等问题，为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他遂凭此书一举成名。

按：关于史诗英雄“格萨尔”之名的来历，久为国际藏学界一大讼案，石氏汲取旧说，指其源自罗马帝国的“恺撒”（kesar 或Kysr），与俄罗斯的“沙皇”（Czar）亦有关联；[3]其说虽未必是，在中国人看来尤觉突兀，但早期西藏受波斯文明影响极大，罗马尊号若透过西亚传入藏区，自文化传播立场论之，实非无稽之谈。[4]石氏自言：“罗马的恺撒（César）或拜占廷的恺撒（Kaissr）变成了西藏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意外事件啊！它并不比大家所说的希腊—佛教艺术的大规模传播运动的意外性小多少，事实上可以与之并驾齐驱。这条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经中亚流向了整个远东，在伊朗和阿富汗的汇合处又吸收了印度和东罗马的两大支流……”[5]可见格萨尔史诗研究实有世界性意义，非仅限于西藏一隅，藏学一科。

六十年代初石氏又完成《西藏的文明》（耿昇译），分论西藏的地理、历史、社会、宗教风俗及文学艺术，至今仍是西藏文化最全面的述论，也是他影响最广的代表作。[6]

其他论著尚多，其关注的一大焦点是宗教方面，除藏学所包括的巫教、苯教、佛教（尤其是密教）以外，又涉猎中国宗教中的建筑、道教、灶神传说等问题。[7]惟译为中文者皆不出藏学范围，有专书《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耿昇译），根据传说考掘西藏的原始部族；论文则涉及宗教、语言、赞普名号、唐蕃会盟、敦煌藏文写本等等，散见于《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丛刊及《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之类专刊。[8]

按：汉人治中国之学，在语文上较之外人自有优势；然若治西藏之学，则汉人与外人在难度上实无所分别。[9]更何况国人于斯学起步甚迟，积累有限，民国以来虽有任乃强、于道泉、李安宅、吴丰培、王森、黄明信、王尧等专家，但较之西人仍显逊色，未尽脱离西天取经的阶段。[10]昔日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之论，到如今世异时移，敦煌学已归中国矣；[11]然而若谓“西藏在中国，西藏学在国外”，则固无不可。而上述《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至今刊行十八辑，不绝如缕，实可谓国内藏学领域最有功德的工作。

另，云南纳西（么些）族颇承袭西藏文化，而纳西（东巴文化）研究亦由西人创始也。

诗曰：域中藏学待栽培，著作今凭海外才。却道英雄格萨尔，原从恺撒转音来。

注　释：

[1]西人治藏学有两种取向，一重印藏的文化关涉，如图齐；一重汉藏的文化关系，如戴密微、石泰安（参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364-365）。(www.xing528.com)

[2]石氏当时曾得闻宥帮助，后来闻氏谈及他有云：“……五七年我在友人家晤一奥地利青年自巴黎来者，知其已成硕儒，戴密微而下无与抗衡者，迩来著述益富，惜不可得见也。”（闻宥致张永言函之九，《闻宥遗札（上）》，《学术集林》卷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惟闻氏记忆不确，关于石氏原国籍及来访年代皆误。

[3]《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394-399。石氏后来仍认为“格萨尔最初是希腊而后又是突厥语中Kaiss（国王或皇帝）的另一种写法”（《〈格萨尔王传〉引言》，收入《喜马拉雅的人与神》，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而耿昇称他晚年“既承认这种观点无多大学术价值，又羞羞答答地不肯彻底改正错误，自我否定”（《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译者的话》），未免以己度人，一厢情愿耳。按：有关格萨尔称号起源的各种异说，可参降边嘉措《格萨尔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445-450；扎西东珠、王兴先《〈格萨尔〉学史稿》，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页349-352。另，关于“恺撒”的拉丁语古音，亦成一问题，参方豪《“凯撒”读音小考》（《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1969年台湾自刊本）。

[4]民间传说或故事的远程播散每有出乎今日想像者。如杨宪益指中国民间的薛平贵故事与格林童话中的熊皮武士传说实出一源，当自欧洲传来，盖其角色、情节既类似，而北欧语“熊皮”（The bear hide）复恰与“薛平贵”相同，“the 字古文作Se，相当于中文的‘薛’音，bear 在现代冰岛与瑞典文里还作bjǒrn，相当于中文的‘平’音，hide 在冰岛文里作Huo，丹麦文里作Hiurn，古希腊文作Kutos，可见古代当读若Kuid，相当于中文的‘贵’音。所以Se bjorn Kuid 也就是薛平贵。”（《薛平贵故事的来源》，《译余偶拾》，三联书店1983年版）若此说成立，则“格萨尔”来自“恺撒”，当亦有其可能性。

[5]《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序言》。

[6]《西藏的文明》以事类为纲，另有英人斯内尔格罗夫、黎吉生的《西藏文化史》则以时代为纲，两著正可互补（参李四龙《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页322-323）。

[7]参[法]谢和耐《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其著述情况可参冯蒸《国外西藏研究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页267-269；《石泰安小传》，《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附录，四川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耿昇《法国的藏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9]十九世纪初期法国旅行家、植物学家雅格蒙（Victor Jacqudmont）曾表示“上帝使我们避开了西藏人”，认为弯曲的藏文、包含辅音及哑音的藏语及“喇嘛教经文的神学、宇宙学和所谓历史学的大杂烩”，都令人望而生畏（[瑞士]米歇尔·泰勒《发现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

[10]于道泉被推为当今大陆中藏学的奠基者之一，但自身的成绩寥寥，专书只得《第六代达赖喇嘛仓洋嘉错情歌》一种，而且仅系译注而已；而于氏先后师从钢和泰、巴科、拉露，则本土藏学实亦渊源于西洋耳。

[11]据说日本京都大学藤枝晃八十年代在南开大学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京都。”颇招致中方学者不满（荣新江《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早期敦煌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