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降将杨芳，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人。

对于研讨古代社会历史，自以文献材料最重要，包含信息也最丰富；考古材料最原始，故最准确；而民族学材料作为活的社会标本，每能激活死的文献或考古材料，亦有无可替代的参证价值。而且降及近世，新文明所到之处，后进民族所保存的旧文化风俗即趋于灭绝，故民族学调查在当时实为抢救性的学问，较之考古学尤属急务。岂不见今日考古发现仍层出不穷，而民族志之学已近乎无处施展乎？

近代在中国境内从事民族的社会调查或资料发掘者，多由外人开风气之先，如美国柔克义之于藏族，骆克（又译洛克）之于纳西族，葛维汉之于西南民族，荷兰高延之于闽南及南洋的华人社会，俄国史禄国之于东北通古斯族及满族，皆其显例。[1]而论活动之勤，范围之广，成绩之多，则无过于鸟居者。

鸟居中年以后获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及教授职务，但论其出身，实自学成才。他九岁时因故退学，从此自修中小学课程，十六岁时加入东京人类学会，后任东大人类学教室的标本整理员，接受日本人类学开山坪井正五郎的教诲及领导；但坪井仅是书斋人类学家，无意于从事艰苦的田野调查，鸟居在其安排下，遂展开海外考察的“豪壮的人生”，[2]成为东亚田野人类学最早的拓荒者。

其田野考察兼及人类学、考古学两种性质，在地域上，则包括千岛群岛与库页岛（今俄罗斯）、朝鲜、满蒙（中国东北、热河）、日本列岛、冲绳群岛、中国台湾及西南内陆，可以说纵横环东亚地带，囊括中国文化圈自东北而西南的边缘地区，[3]以至于后辈泉靖一表示：“年轻的时候不管到那里调查，都发现曾经有鸟居先生的足迹，使我感觉不痛快。”[4]而江上波夫则指他足与日本探险南极的白濑耸、探险千岛群岛的郡司成忠、探险中亚的大谷光瑞相比，乃是“空前绝后的探险型学者”。[5]

鸟居考察各地的报告及论著极多，[6]其要者如《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苗族调查报告》、《南满洲调查报告》、《有史以前的满蒙》、《人类学上所见的西南支那》、《黑龙江与北桦太》等。[7]其中翻译为汉文者，有首次探访东西伯利亚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汤尔和译）、第八次勘察东北的《满蒙古迹考》（陈念本译），尤以《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译）一种最有价值。此书分论苗族的族属源流、地理、体质、语言、风俗制度、器物花纹、乐器（笙）、铜鼓等项，以调查材料为基础，于中国古籍及西方研究文献亦引证繁多，分析又甚深入，虽仅名为“调查报告”，实系综合性的民族研究。书成于1907年，竟已至此境界，堪称东亚人类学的早熟之作。

按：鸟居在书中径视今之苗族即上古“三苗”的后裔，缺乏论证，有欠周密；三十年代凌纯声、苪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力主“三苗”与今世之“苗”名同实异，即针对鸟居而发。[8]尽管如此，后者的调查晚于鸟居三十年有余，且各有侧重，在内容上终无法取代鸟居旧作；若论学术史上的开拓性，尤不足与鸟居争高下矣。

鸟居后期治学集中在东北古民族的历史考古方面，尤其是辽金时代，三十年代完成总结性的《从考古学所见的辽代文化图谱》四册。[9]四十年代以中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系列论文，题目包括契丹（辽）的黑山黑岭、角觝、石像、佛刹，金上京的城市文化、佛寺；此外尚有《中国石栅之研究》、《石面雕刻之渤海人风俗与萨珊式胡瓶》、《奴儿干都司考》诸篇，更涉及史前巨石文化、唐代渤海国文化、明代在黑龙江流域的军事行政设置等问题，皆为考述专深的力作。临终前仍在撰写《考古学上所见的辽文化》一书。

其中译的专著尚有《人种志》（林楷青译）、《化石人类学》两册（张资平译），皆系编纂性的教科书。身后有《鸟居龙藏全集》十二卷。

鸟居曾认为千岛土著科罗博克并非独立民族，而是阿伊努族的一支，因此在见解上与乃师坪井针锋相对。他后来表示：“我向来认为学问和师生之谊是两回事。假定我赞同科罗博克论，也许我会立即获得有利的状况，说不定现在在学界占相当高的地位。我没有受到利诱是我平生最值得夸耀的一件大事。”[10]师恩不能移，权威不能屈，可见他为学的良心。

北平沦陷时期，他受聘为燕京大学客座教授，与中方师生关系良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关闭附属于美国教会的燕大，当日鸟居乃身着和服立于校门，以日本人的身份，郑重地向离校的师生鞠躬道歉。[11]耻于侵略，勇于谢罪，此又可见他为人的良心。

对有力者有傲岸之气，对失势者有谦卑之心，亦难矣。他终生颇与官方保持距离，以“民间学者”自居，岂偶然哉？[12]

二女绿子嫁予中国人张雁深，张治近代外交史，著有《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并与绿子合编《民国外交史料辑佚》。

诗曰：满蒙史迹久风尘，蕃俗苗踪费苦辛。倭种何曾都作寇，折腰低首见斯人。(www.xing528.com)

注　释：

[1]有关背景可参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第二章第四节，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按：葛维汉兼治人类学与考古学，在作风上尤与鸟居相近（见《葛维汉民族学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

[2]语见杨南郡《豪壮的人生——鸟居龙藏传译者序》，[日]中薗英助《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台湾晨星出版社1998年版。

[3]在满蒙考古领域，鸟居为日本第一人（参冯家昇《日人在东北的考古》，《燕京学报》第十九期）；同时也是中国新石器考古的前驱（参陈星灿《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早期研究》，《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研究论丛》，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4]《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页18。

[5]《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页18。

[6]论著要目见《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附录。

[7]《南满洲报告》发表于1910年，安志敏称为“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日人在华之考古事业》，据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引，三联书店1997年版，页69注[58]）。

[8]关于苗族是否“三苗”之裔，大致有肯定或否定两种对立见解，至今似未有定论（参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册第五章、下册第十四章；江应樑《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而针对凌、苪的考证，后来蒙默又有反驳（《论苗族族源讨论中的西支来源说及有关问题》，《南方民族史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又，凌、苪的助手石启贵另编著有《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9]魏特夫指此著“是辽代建筑资料的宝库……这样的建筑物确实是辽代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任何重视这一文化的企图都必须确定它们和整个社会其他因素的特定关系。从这些幸存的宏大废墟中既看不出辽代汉族臣民的农业世界，也看不出北方骑马牧民的游牧生活。这些废墟的得以幸存，并不是因为它们是辽代人民的典型住房，而是因为它们是最坚固的。对这样的考古资料不加批判地接受，只会更容易走入歧途，而不是受到启迪。但是，如对考古资料进行整体分析，使它们得到恰当的位置，成为这种整体分析的一部分，则这样的考古资料便是极有价值的，因为它们可以说明辽代的手工业和艺术的重要方面、集体劳动的规模、王权与宗教权以及辽代世俗的享乐和心灵大师们的宗教思想”（《中国社会史：辽》第十章，《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魏氏着眼于整体的社会史，其说可参。

[10]据《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页290。

[11]《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页475；安志敏《在北平期间的鸟居龙藏先生》，《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鸟居龙藏博士的贵州人类学研究》代序，贵州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美]陈毓贞《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132。此外，当时有多位教授被捕，赵紫宸记：“考古学日本老教授鸟居龙藏匆匆地跑来，径入军官室为我们求情，毫无结果。他出来的时候，我们已都在院子里面面相觑地立着，他很严肃地向我们鞠躬，表明无能为力的意思。”（《系狱记》第一章，《赵紫宸文集》第二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12]鸟居晚年在自传中表示：“我不靠学校毕业证书或甚么头衔来讨生活。我自力塑造我自己……我努力研究的学问也是我自己的学问。我和妻子，子女一起做学问……我甘愿始终当一个民间的学者。”（据《鸟居龙藏：纵横台湾与东亚的人类学先趋》引，页503—504）按：鸟居五十多岁时辞去东大教职，创办“鸟居人类学研究所”，外出考察时，“鸟居氏自己任总体的研究，夫人任助手；绿子任绘图，龙次郎任摄影拓片及其他。一切工作都由一家全体去做，俨然是一个家庭研究所，真是学术界趣事。”（魏建猷《日本鸟居龙藏氏调查热河省境契丹文化的经过》，《燕京学报》第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