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降将毕胜，现代学林点将录，魏特夫及其影响

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1896—1988），又译维特福格尔、维提佛格耳、威特赫果尔、魏复古；德国人，后入籍美国。

在方法上，欧式汉学独尊考据，而美式汉学亦长期以叙事史为主流，皆实证有余，思辨不足。而魏氏得力于马克思主义史观，论学能见其大，深有理论建构力，实属西洋汉学家的另类。[1]

魏氏早年即受激进思想熏染，后倾向于马克思学说，并对东方历史文化发生兴趣，在大学时广泛涉猎汉学、历史、社会、经济、地理等学科；1920年加入德共，曾研读于理念左倾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获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希特勒执政时他一度被捕，被释后流亡欧美；至1939年苏德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治神话开始坍塌，乃宣布脱离共产主义运动。

魏氏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资助，三四十年代从事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计划”的庞大项目，先与冯家昇合作完成《中国社会史：辽》，他负责总论部分并统筹全书。其贡献在借用人类学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解释辽（契丹）的中国化过程，强调其政治社会的二重性特征，称之为“征服王朝”（Die Erobererdynastie）；同时梳理此后金、元、清等外来政权的制度特色，对于亚洲内陆文明与中原文明皆有新颖的宏观认识。[2]

按：美人拉铁摩尔汲取美国边疆史学一派的思路，著有《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旧译《中国的边疆》），突出北方边疆民族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作用；魏氏本已重视历史的地理因素，当日受其激发，[3]乃提出征服王朝论，后来美国费正清、日本田村实造等皆受其说影响，实为观察中国史的有力框架。[4]盖中国史家自华夏本位出发，每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融合；而征服王朝模式则自边疆本位出发，强调外来民族与本土社会的冲突，正可补充国人视角的局限。[5]

随后魏氏复竭力撰写巨著《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徐式谷等译），至五十年代发表，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有支持者甚至将之与马克思《资本论》、韦伯《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6]其基本见解，在背景上出于近世西洋普遍的东西二元论，具体则源自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夸大东方社会的特异性与暴力性，认为东方国家由于农业灌溉及水灾治理而形成专制主义的官僚制传统，并指现代苏、中为东方专制的复辟云云。然而马克思的“亚细亚”之说本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是对东方社会历史的最大误解，魏氏据此立说，不免理论先行，将错就错，强史实以就我，仅论其结果，实可谓满盘皆输。故中国学人如萧公权、姚从吾、胡秋原、唐德刚于其见解皆不以为然。[7]惟自另一角度言之，则其书深具思想雄心，包举四海，囊括古今，作为一种建构理论体系的试验，在学术史上终属难能，固不必尽以成败论英雄；[8]且以政治立场而论，他在学理上对专制与极权反戈一击，亦如凯斯特勒、奥威尔藉小说揭露极权主义的恐怖，皆为一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沥血反省之作，又岂可忽之哉。

按：魏氏晚年承认深受另一位德国学术巨擘马克斯·韦伯的思想恩惠，其“治水专制主义”于形式概念固袭自马克思，但于内在思路实亦承自韦伯。[9]韦伯学问的主旨，一贯重视西方社会的特殊性，其平生力求解决的问题，即西方为何独能出现资本主义的突破；而魏氏则重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其得出的结论，即东方为何形成独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二氏论述的领域各有所重，但却基于共同的知识前提，如一枚钱币的两面，魏特夫固非，韦伯亦未是也。

除以上两大名著，其早期有关中国的著述甚多，[10]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两卷最为重要，已可见“治水社会”论的萌芽。[11]中译论著有单行本《地理学批判》（沈因明译），散论《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商代卜辞中之气象记录》、《中国社会——一个历史的考察》。[12]

魏氏反出左派阵营，在学术上仍不脱唯物史观，在政治上复有反共情结，故与美国汉学界主流颇有抵牾，[13]在冷战时代尚不失为一时豪杰，而待时过境迁，遂声名落寞。故论者有谓：“他认为自己在理论上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却与大多数西方作者格格不入，不被他们理解；另一方面，他又被多数马克思主义学者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反苏分子，与他接触本身就要受到指责。”[14]而论其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助手厄尔曼认为他较之马克思、韦伯更为高明，[15]自属过誉；但或谓他堪与汤因比并列，[16]则庶几近之乎？

魏氏中文阅读能力不足，多根据翻译材料作研究，故他在美主持“中国历史研究计划”时，多援引中国学者合作，包括冯家昇、王毓铨、房兆楹、瞿同祖、何兹全、陈学霖。[17]

诗曰：文明新血在边疆，征服王朝几灭亡。到处党人一丘貉，何曾专制属东方。

注　释：

[1]魏氏引入宏观理论于中国研究领域，与此相对，则是引入中层或微观理论，以概括中国基层社会的性质，如费孝通、林耀华的社区范式，[英]弗里德曼的宗族范式，[美]施坚雅的集市体系与区域系统范式皆是（参兰林友《庙无寻处——华北满铁调查村落的人类学再研究》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晚近倾向理论的学人似稍多，如华裔黄宗智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过密化”或曰“内卷化”（involution）假设，杜赞奇关于华北农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视角。

[2]《中国社会史：辽》的总论部分有唐统天、陈凤荣、朱则谨的中译（《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另有苏国良、江志宏译本（《征服王朝论文集》，台湾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

[3]拉、魏相互感谢对方在学术上的帮助（《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原序》；《中国社会史：辽》总论第十一章）。大略而言，在中国史整体，尤其是上古史方面，拉氏受魏氏影响较多；在边疆史观方面，则魏氏受拉氏影响较多。(www.xing528.com)

[4]费正清基于征服王朝的理论框架，提出“共同统治”（synarchy）概念，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领域（《条约体制下的共管》，《费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又译作《条约下的共治》，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与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版）；田村著有《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三卷，参考并发挥魏说，涵盖辽、金、元各朝史（《关于中国征服王朝》，《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可参《征服王朝论文集》；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183—187；李锡厚、白滨、周峰《辽西夏金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页72—80）。按：在魏著出版之前，日人在殖民东亚的政治背景下，已自征服者立场撰著中国史，但尚缺乏魏特夫式的理论化（[日]东亚研究所编《异民族统治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另，日人有关征服王朝的论说，国人多斥为侵略史观；但日本江上波夫著有《骑马民族国家》，以征服王朝论解释日本史，将日本国家的起源归结于外来骑马民族对原住民的征服，则自日本人立场视之，岂非卖国史观乎？可见对于征服王朝式的理论，不必皆上纲上线也。

[5]对于北部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民族的历史关系，本土史家如陈垣、冯承钧、姚从吾，皆强调前者为后者所同化（陈《元西域人华化考》、冯《唐代华化蕃胡考》皆称“华化”，而姚《契丹汉化的分析》、《女真汉化的分析》则称为“汉化”），即重在文化方面；而外域汉学家如拉铁摩尔、魏特夫，则强调前者对后者的征服，即重在军事与政治方面，恰成意味深刻的对照。又，罗香林认为东南亚民族与汉族同出一源（《中华民族与马来人》，《历史之认识[甲集]》，独立出版社民国33年版；《缅甸民族源流与中缅人士应有之历史认识》、《中泰关系与文化交流的认识》，《历史之认识》，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5年版），此与陈、冯、姚突出北部民族之归化汉族及其文化，在学术心理上实相贯通，皆意在强调汉人与邻邦的亲缘与团结耳。按：据唐德刚回忆，胡适与魏特夫曾有不愉快的争辩，“胡氏认为中国历史上蛮夷‘华化’（Sinicization；Sinification）是自动的、自然的和逐渐形成的。魏氏则认为蛮夷是拼死抗拒‘华化’，毫不妥协；契丹史上便有明证。”（《胡适杂忆》“国语·方言·拉丁化”一章）文化心态最开放的胡适尚且如是，一般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自可想见。另，陶晋生曾谓西方汉学家“似乎都着重于边疆民族统治着的中原的时期……喜欢强调发挥这些民族势力在中原最强盛时，也就是维持自身文化同一较为成功的时期的情形”，他本人则认为“边疆民族的汉化或涵化的程度如何，也要以最后的结局来判断”（《历史上汉族与边疆民族关系的几种解释》，《边疆史研究集——宋金时期》，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版）；李璜亦曾指出：“向来中国史家与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四裔各民族，特别是在南方各族的研究，其观点大别之，可见其有一元化与多元化之不同。西方汉学家每在地理、交通、语言、习俗各方面，从上古遗迹开始，以见其分歧，而务显现其不同之点；而中国史家，则在民族好尚与史籍取证中，去见其相同之点，而务求其共通之处。”（《民族史与民族学——从马伯乐之〈占城王国考〉说起》，《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皆可参。

[6]杜维明《评魏特夫的社会的科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

[7]对于“水利社会”说，萧公权斥为经不起史料验证的架空之论（据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三联书店2005年版，页169注[1]）；姚从吾称为拾拉铁摩尔的牙慧（《国史扩大绵延的一个看法》，《东北史论丛》上册，台湾正中书局1959年版）；胡秋原指其理论不能吻合事实（《中国历史之理解·东方社会论源流》第九节，中华杂志社1966年版）；唐德刚则认为其结论颠倒因果（《告别帝制五千年》，《晚清七十年》自序，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另，杨联陞曾指出魏著对汉代褒斜道石刻文字的理解有误（《从经济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公共工程》，《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参余英时《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按：大陆方面对《东方专制主义》一书曾作专门批判，论者多为有关专家，尚不失学术性，惟未尽脱意识形态立场（《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而作者之一的林志纯，一贯力主中国上古存在城邦民主，更与魏氏的“东方专制”理论恰成背反。二氏同以马克思主义为宗，结论却南辕北辙，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足见理论体系之不可恃。

[8]由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理论的刺激，[苏]柯金（M.Koкин）早已强调农业灌溉对“东方的专制政体”形成的关键作用（《中国古代社会》下篇第一章，黎明书局1933年版）；王毓铨三十年代在《北宋社会经济与政治》一文中亦有“东方专制主义”之说（参何兹全《〈王毓铨史论集〉序》，《王毓铨史论集》，中华书局2005年版）；戴裔煊五十年代也曾指出东方专制与水利灌溉的关联（《古代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水利的关系——从古代东方说到中国》，《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二期）。皆与魏氏不约而略同。由此可知，若在马克思的历史框架之内视之，“治水社会”可算顺理成章的推论，虽误而情有可原也。另，今人金观涛、刘青峰又有“超稳定结构”论，认为中国社会的特征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当代中国只是古代专制主义的变形，其深层思路亦与魏说趋同。此外，李约瑟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许倬云考论汉代水利工程，皆受到魏氏理念的辐射，亦可见其宏大理论的吸引力（参王钱国忠《李约瑟与中国》，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版，页48、页472；陈启云《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陈启云文集》之二《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据[俄]г.г.皮洛夫《史学史拾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消解历史的秩序》，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在魏氏晚年，马克思学说已趋销沉，而韦伯学说则如日中天，故他可能自觉不自觉地回避马克思的影响，而张大韦伯的影响。按：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亦认同韦伯理论，且将韦伯的官僚主义扭曲为极权主义，借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称之为“高度的极权主义”（《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台湾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页24），实将共产中国的今事投影于古代中国的旧史，堪称与魏氏殊途同归。则白氏批评魏氏的“水利社会”论过于狭窄（《中国的文明与官僚主义》，页33），实属乌鸦笑猪黑耳。

[10]参乌尔里希·沃格尔《魏特夫的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

[11]此书又提出中国存在经济政治的“核心区”，此“核心区”自古以来有三次转移，由此相应形成中国文化发展的三阶段，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即深受其启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14注[1]）。

[12]《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八号；《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吴藻溪译），《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冀筱泉译），《食货》半月刊第五卷第三期；《商代卜辞中之气象记录》（陈家芷译），《大学》第一卷第一、二期；《中国社会——一个历史的考察》（吕浦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一卷第二章。按：其中商代气象一文，董作宾虽有具体的商榷，但承认他在材料上甚完备，在方法上甚精细（《读魏特夫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平庐文存》卷三，台湾艺文印书馆1963年版）；胡厚宣也称此文“开商史研究之一格”（《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自序》），亦不易矣。

[13]在五十年代麦卡锡主义横行之际，魏氏曾公开指证拉铁摩尔亲苏亲共（参[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260）；又拒绝为旧识费正清作忠诚证明，并在参议院麦卡兰调查委员会中批判费的政治见解，两人从此绝交（[美]邓鹏《费正清评传》，天地出版社1997年版，页97—98）。另，六十年代初，魏氏复就中共性质问题与史华慈有著名论争，后者凸显中共的独特性，称之为“毛主义”，而前者则称所谓“毛主义”仅系学术上的“传说”，强调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及其对苏共的继承性（有关辩论见萧延中主编《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四卷《“传说”的传说》第十章，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参陈君静《大洋彼岸的回声：美国中国学研究历史考察》第四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魏氏出身左翼，深悉共产运动内幕，所论虽有偏颇，但整体而言，实较史华慈近于事实；然今日史氏在大陆声势正盛，而魏氏则久已门前冷落矣。

[14]据《史学史拾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15]据杜维明《评魏特夫的社会的科学》。

[16]据《史学史拾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

[17]魏氏三十年代来华，已委托陶希圣领导的北大经济史研究室代为搜集辽金经济社会史料（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页137；《陶希圣先生访问纪录》，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4年版，页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