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降将金祯，劳费尔汉学启蒙者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又译洛乌费尔、洛佛尔、劳费，本人曾译作罗佛；原系德国犹太人，后入籍美国。

严格而言，只有以古典为中心的欧式中国学始称“汉学”（Sinology），以近现代为中心的美式中国学则谓之“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惟亦不妨泛称汉学耳。美国汉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无论学风或人才，多系欧洲Sinology 的移植，如当日最重要的汉学家夏德、劳费尔皆来自德国；自四五十年代以来，费正清登高一呼，始转向Chinese Studies。迄于今日，Chinese Studies 已如银河帝国一统天下，自其立场回顾，则Sinology 不过美国汉学的前传，而劳氏之辈亦有如银河共和国时代的“绝地武士”，在此帝国时代久已声名落寞，为世所遗矣。[1]

劳氏早岁就读于柏林大学，曾学习闪、波斯、梵、巴利、汉、藏、蒙、满、日、马来等语文，后获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因德国本土就业不易，遂渡洋赴美，先后供职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2]期间四度参与远东探查活动，搜集各类藏品极丰。[3]

劳氏最著名的代表作，为《中国伊朗编：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林筠因译）。其书以植物为重点，兼及纺织品、矿物及职官，通过称名音读的广泛对比，考掘中国与西亚间的物质文化交往，在西洋汉学史上独具异彩，尤非中国人所能为。[4]章鸿钊称“其书博大浩翰，凡于中国植物金石称谓沿革搜讨备勤。其余一名一物之微，详加疏证，志其出处始末者，亦复前后错综其间，要皆异于曩之考证家硁硁墨守一家言与一国文字者所为”，[5]可谓确评。

其中译论文另有《吐蕃的鸟卜》、《藏语中的借词》、《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押不芦》。[6]其中《押不芦》一篇讨论奇异植物，固与《中国伊朗编》同一旨趣；而《藏语》、《西夏语言》两篇亦多涉及名物尤其是植物的词语源流，在方法上实与《中国伊朗编》相通，只不过在论题上彼以物质为主，此以语言为主而已。

劳著引入中土虽寥寥无几，但其实际撰作数量之繁多，范围之浩广，题材之细微，皆属世所罕见。身后刊有《劳费尔文集》三辑，凡六大卷，其内容类而别之，大体皆在亚洲范围，诸如语言（吐火罗、阿尔泰、西藏、西夏、女真），文学（印度寓言、中国诗、蒙古诗歌、日本童话），宗教（佛教、西藏苯教、入华基督教），种族（日本虾夷、中国犹太人），中国考古（玉、青铜、陶、瓷），[7]中国艺术（墓雕、绘画，纸、墨），中国风俗制度（科举、马球、按手印、食土癖），藏学（文献、传说、占卜），动植物（驯鹿、长颈鹿、象牙、孔雀、鸵鸟、鸬鹚、蟋蟀、马铃薯、柠檬、烟草），矿物（琥珀、玛瑙、绿松石、金刚石、海龟化石），物质文明与技术（眼镜、熏香、石棉、毡、爱斯基摩人螺杆、鹿皮鞋、中国变性术、航空史、电视前史），还包括物种或技术入华史（玉蜀黍、落花生、接种）等等，望之令人目迷五色。[8]论其博学，实可与伯希和相抗而有余，[9]但考虑到他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微，故仅使屈居此位，未置于额外头领前列。

劳氏通晓多种东方语言，凭藉对音方法每能左右逢源，然欧洲如伯希和、高罗佩，日本如白鸟库吉、羽田亨，中国如陈寅恪、王静如、季羡林率皆如是，故此仍系近代汉学界共同苦修的招式，尚非其独步江湖的绝技。[10]其最大特色，实得力于其博物馆视界，所关注者乃博物问题，而非一般汉学家所重的史地问题，凡天地万物之属，器用技巧之什，无所不究，一言以蔽之，是为东方学领域中的“博物学”或曰“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研究。[11]

按：中国古代亦自有博物学传统，《尔雅》汇辑经训，包含草木虫鱼鸟兽之名，即其始源。清人程瑶田发扬其绪，以小学（训诂）之法治礼制（宗法、丧服）、器物（考工）、建筑（宫）、田亩（沟洫疆理）、地理（水地）、植物（九谷、草）、动物（虫）、算术天文（数度）、音乐（声律），实属清儒的异数；又多运用转语（音转）原理，以名物学与语言学相结合，尤与劳氏取向略近。则清代经学之有程氏，亦犹西洋汉学之有劳氏，不可复得，亦不能无一也。惟近代以降，自然科学已趋向专门化，博物学花果飘零，程瑶田、劳费尔之学，至今亦成广陵散矣。[12]

劳氏论学，特重个别的物类事项，论者称之为“微观汉学”；[13]然而他有亚洲文明交流史的整体视野，积少成多，由点及面，终成规模，盖聚“微观”而成“大观”者矣。白鸟库吉尝言：“以一叶之落而可见引力之理，于学术界掀起大波澜之大道理却存乎细微之处，研究之大小不在于问题之大小，而取决于研究者眼光之大小……”[14]斯言正合为劳氏诵之。

劳氏在学问上长期保持多产，事业甚为得意；但据说他身患癌症，加之心理抑郁，竟于1934年近六十岁生日时，于芝加哥某饭店跃下而亡，惜哉。[15]

劳氏之后，美国谢弗著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堪称《中国伊朗编》之续；又晚近高德耀著有《斗鸡与中国文化》，亦有其遗风。[16]

诗曰：事物源流考亦难，人言汉学此微观。坠楼一死留公案，不独自沉王静安。

注　释：

[1]六十年代美国Chinese Studies 一系曾对Sinology 旧派作学术讨伐，甚至有“Sinology 已死，Chinese Studies 万岁”的口号（参陈启云《漫谈历史研究——汉学·史学·社会科学》，《陈启云文集》之一《治史体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高本汉早年一度考虑赴美求职，以无空缺作罢（[瑞]马悦然《我的老师高本汉：一位学者的肖像》，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页91—92）。(www.xing528.com)

[3]劳氏对华印象极佳，曾对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表示：“作为一名中国人比作为一名欧洲人使我感觉更好，更健康。”甚至说：“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生来就不是中国人。”（据[美]班内特·布朗逊《汉学家劳费尔与中国》，《四川文物》2007年第3期）

[4]此书民国时曾有片断翻译：章鸿钊译《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地质专报》乙种第三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4年），向达译《葡萄考》、《苜蓿考》（《自然界》第四卷第三、四号），白寿彝译《波斯锦》（《禹贡》第四卷第十二期）。另，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否定劳氏指中国文献有伊朗、马来亚两波斯之说，但其第六编第七、八章关于矿物、动植物部分实多据劳著。

[5]《洛氏中国伊兰卷金石译证》，据贺昌群《悼洛佛尔氏》引，《贺昌君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6]《吐蕃的鸟卜》（陈楠、赵炳昌译），《国外敦煌吐蕃文书研究选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藏语中的借词》（赵衍荪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1981年编印；《西夏语言：印度支那语文学研究》（聂鸿音、彭玉兰译），《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押不芦》（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按：关于《鸟卜》一文，可参王尧、陈践《吐蕃的鸟卜研究》（《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四川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敦煌古藏文文献论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法]矛甘《敦煌汉藏文写本中乌鸣占凶吉书》（《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八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陈楠《敦煌藏汉鸟卜文书比较研究》（《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另，李方桂回忆留美时曾向劳氏请教学习藏语问题，“我给劳弗尔写了信，而劳弗尔非常冷淡，他说：‘藏语方面我一无所有。’……但他说了：‘你可以读读加斯克（jaschke）的《藏英词典》。’于是我开始读《藏英词典》。”（《李方桂先生口述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页16；另参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页26）

[7]劳氏曾认为中国不存在石器时代，大误，盖其时安特生尚未发现仰韶遗址也（参安特生《中国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2年，页6—7）。

[8]论著目录见孙立新、孙虹《汉学家罗佛的生平和著述》，《西夏研究》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贺昌群于劳著最推重《中国古玉考》、《汉代之陶器》、《中国伊兰编》三种（《悼洛佛尔氏》）。

[9]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称劳氏“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中国考古学家和在世的大概最有学问的汉学家之一”（《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石田幹之助指他与伯希和为当时“汉学者中的双璧”（《欧人之汉学研究》，中法大学民国23年版，页307）；贺昌群更认为与他相比，“虽以伯希和氏等身著作之才，似犹未及其淹博”（《悼洛佛尔氏》）；梁绳祎（梁容若）则谓其“核博与法之伯希和埒”（《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再续]》，《国学丛刊》第七册）。

[10]劳氏与伯希和颇有辨难，但他曾有云：“至于拂林这个名字的由来，我曾经提到伯希和的新理论，据他说拂林也许是根据Róm，Rūm。我同意这结论，对这理论的基本原则我们的看法完全一致。其实这就是我这项研究自始至终所采用的方法：依靠中国的古代语音学可以正确地把汉语译音的字还原。”（《中国伊朗编》，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页262）

[11]贺昌群评劳氏曰：“洛氏之学最为淹博，其所取材亦甚广泛，所谓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向为人所不经意者，洛氏颇能甄别取舍，往往恰到好处。故其篇目内容多极新颖，在学术上自成蹊径，使吾人知所谓经史子集之外，尚蕴藏一种自然历史之学，沃野千里，为中国学者所不屑道，而甘倒授太阿于人者也。”（《悼洛佛尔氏》）此处所谓“自然历史之学”，当即指“自然史”耳。

[12]龚咏梅《劳费汉学研究述评》，《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13]近代刘师培有《尔雅虫名今释》，王国维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仍系尔雅之学的延伸；稍后章鸿钊又有《石雅》，则以近代地质学与传统雅学相融贯，且受到劳氏的直接影响。迄于晚近，余风不绝，如沈从文、孙机、杨泓、扬之水之于器物杂项，郑师许之于漆器，夏鼐之于肉红石髓、瓷器，关善明之于玻璃，凌纯声、汪宁生之于原始技术，夏纬英之于植物，文焕然之于动植物地理，石声汉、杨宝霖之于农作物，季羡林之于糖史，李零之于药与毒物，张显成之于简帛药名，王世襄之于家具、蟋蟀，蔡鸿生之于西域物种，或广或狭，各有专攻。惟今日关于“物”的种种研究，皆分散于各门学科，无所不包的博物学家如劳氏者，固已不复见于今世。

[14]据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页74。

[15]班内特·布朗逊《汉学家劳费尔与中国》。

[16]谢弗曾考论骆驼、战象、猎鹰、鹦鹉及采珠、雄黄雌黄、化妆之类物事，实有劳氏作风（参吴玉贵《谢弗与〈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期）。又，劳著原有“金桃”之目（《中国伊朗编》，页204），谢弗以此作书名，亦可见他对劳氏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