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人。
三十年代以前，中外多视法兰西为国际中国研究的重心所在，国人在情感上虽耻居其后，而在学术上终不能不推为先导。陈垣对胡适尝有言：“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1]并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2]傅斯年致陈垣函亦谓：“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词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3]而法国汉学所以有此声势，远则因传教士的奋进积累，近则赖沙氏的号召培育也。
沙氏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主修康德哲学；后得院长佩柔鼓励，始转向中国领域，并承汉学家考狄指点，乃知重视史部文献。毕业后来华，以驻清公使馆散编随员名义进修汉语。后来伯希和因此指出：“既具有良好的高等学科训练，又对该国具有实际的认知。沙畹是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4]四年后返国，因缘际会，年未而立即主持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
沙氏到达北京未久，即开始进行两项工作：一是译注《史记》，自《封禅书》一篇入手，以后陆续译出全书的五分之三；一是搜集铭刻资料，将山东武梁祠画像石及有关碑铭汇编为《中国两汉石刻》。而由《封禅书》的研讨，又引发他对泰山的实地考察，撰成《泰山：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书后所附论文《古代中国的社神》，也是揭示中国古代宗教特性的相关论述；由画像石的研讨，又延伸至更大范围的石刻调查，第二次访华时遂有《华北考古记》四卷，图文并举，为当时最精详的考古调查。以上论著皆无中译，但对于西方学界意义重大。[5]
沙氏论学范围极广，包括文字、文献、碑铭、简牍、地理乃至佛教、道教，而影响中土学界最大者，实惟《西突厥史料》一种。此书搜罗甚丰，以《隋书》及新旧《唐书》为史料主干，辅以中外典籍，并首度利用《册府元龟》中的材料，于地理、人名、制度的考订皆甚精审，为中亚史的空前杰构；其后又续有《西突厥史料补》之作，但在中国文献的择取上仍多有疏漏，冯承钧翻译其书时已作订补，岑仲勉更专门撰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6]另，沙著以突厥汗国分裂后的西突厥史为限，而关于早期突厥史及东突厥史，岑仲勉另有《突厥集史》二卷，德国华裔刘茂才有《东突厥史料》二卷，近时又有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皆可视为沙氏的继踵者。
按：近代外人研究中国问题，以其学术观念占优，往往引领风气，开拓领域，但在文献积累与细节考证方面，则有待国人补缀修正。而民国时从事汉学中译者，自身多系此道的专门家，故每能合翻译与补正为一事，如陈裕菁译[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张星烺译[英]亨利·玉尔《马可孛罗游记导言》，梁园东译[俄]布莱资须纳德《西辽史》，姚楠译[英]哈威《缅甸史》，陈礼颂译[英]吴迪《暹罗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瑞]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王古鲁译[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皆属其例，固不仅冯氏如此也。[7]此举甚便学者，实为引介汉学的优良传统，惜乎此风不再矣。
此外，其论文中译尚有《宋云行纪笺注》、《大月氏都城考》、《魏略西戎传笺注》、《罽宾考》（与烈维合作）、《中国之旅行家》、《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与伯希和合作），皆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各编。
沙氏平生体质孱弱，死于一战烽火将尽之际，年仅五十二岁。然其门人甚众，本国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三氏声名尤著，当日又正值盛年，遂使巴黎汉学在二三十年代达致巅峰。[8]但王静如回忆1936年自法归国时：“往辞伯希和教授，教授除示惜别而外并怆然语余曰，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并言华人知此者固少，即吾法国青年习此者亦日渐衰微。”[9]结果伯氏一语成谶。此后纳粹德国勃兴，烽烟再起，人世多艰，及至1945年，葛、马、伯三大家竟相继陨谢，而法国乃至欧洲汉学最辉煌的一页，遂往而不返，成为茨威格所谓“昨日的世界”。战后戴密微作为烈维、沙畹的传人，虽能延续法兰西汉学盛世之一脉，[10]然胜地不常，国际文化学术重心已随政治重心西去，此消彼长，西洋汉学的盟主地位，亦终为新大陆所夺矣。
诗曰：当年汉学一肩任，遂使巴黎作正音。只惜美俄争霸后，欧西人物渐销沉。
注 释：
[1]《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页152。此处所说的“西京”，当指京都，在日本属关西地区。如蒋方震在《日本——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提及：“西京有一位很穷苦的博士名叫河上肇……”即指京都。(www.xing528.com)
[2]郑天挺、翁独健、陈述都有类似回忆（陈述《回忆陈援庵老师的治学和教学》、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三联书店2006年版；另参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葛兆光《〈新史学〉之后——192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按：日人原来亦以后进于西人为耻，如白鸟库吉有谓：“东洋的事由东洋人来研究，既便利又妥当，然而还是西洋学者执先鞭，如将此视作在东洋学的领域就像政治领域一样受侵略，受蹂躏，自不堪愤慨。”（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500—501）以后国人复以后进于日人为耻，陈垣固如是，陈寅恪1929年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亦谓此耳；又，洪业在三十年代日军进逼华北时曾教导学子：“日本人狂得很，他们说，世界汉学中心从来就不在中国，先是在英国，后来在法国，现在是在日本。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没有能力，我们一定要争口气，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王锺翰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页39；王锺翰《清心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页37—38）亦与陈垣口吻如出一辙。此外，六十年代韩儒林讲授元蒙史时，谈及国际学界以为“19世纪以来，元蒙史的研究中心不在中国，而在巴黎，其后又转到日本、苏联”，颇引以为耻（白钢《上穷碧落下黄泉》，《我的史学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近时梅祖麟指二十年代“科学的汉语音韵学史研究，正统不在中国，而是在瑞典或巴黎”（《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版），也都是上述说辞的延续。
[3]据王汎森《价值与事实的分离？——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引，《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按：傅氏在其著名宣言《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末尾呼吁：“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即系针对汉学正统在巴黎的现状而言。
[4]据张广达《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以上参张广达《沙畹——“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
[6]塞诺称此书为“迄今有关任何中古内亚民族的最杰出的著作”（《突厥文明某些成分[6—8世纪]》，《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岑仲勉亦盛推此著“惠吾人以价值无比之解释”，但同时认为“从外人观点言之，沙氏之书，价值诚不可侮；从我国学者观之则小异，除西史部分外，中史材料之编纂，直未达到吾人所预期”（《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自序》，中华书局1958年版）。可参李璜《沙畹搜集西突厥史料，其发现、考订与其安排成绩》（《法国汉学论集》，香港珠海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版）。
[7]又如论文中译，章鸿钊译[美]劳费尔《洛氏中国伊阑卷金石译证》（《地质专报》乙种第三号，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民国14年），刘敦桢译[日]滨田耕作《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田边泰《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皆夹译夹注。另，西籍中译方面，如雷宾南译[英]戴雪《英宪精义》，潘光旦译[英]霭理士《性心理学》、[德]恩格斯《家族、私产与国家的起源》及《玛尔克》、[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萨孟武译[德]奥本海《国家论》，亦多增补注或按语。
[8]参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法国当代中国学》（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法国之外的门人另有瑞典高本汉、俄国阿列克谢耶夫（阿理克）、瑞士戴密微，亦一时俊杰也。
[9]《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二之八。
[10]戴氏早年专攻佛学，尤以《吐蕃僧诤记》蜚声于世，法人桀溺称“二次大战后法兰西汉学前途全寄托在戴密微先生身上”（《戴密微先生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敦煌学》第五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会1982年版）；惜后期转治诗学，不能展现西洋人之所长，于中国人亦未足为贵。此与高本汉弟子马悦然由古代汉语研究转向中国文学翻译，皆弃难就易，或可视为欧陆汉学衰微的表征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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