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新藏（1873—1938），日本人。
天文学与近世历史渺不相涉，然而天文学史对于古代史，尤其是上古史，却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其学说可为混沌的上古树立年代标尺，更能以天象记录作标准点，为古代文献断代提供参照，非仅有单纯的科学史意义而已。[1]而治中国上古天文，则以新城为最重要的前驱，至今仍不可忽略。
新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物理科，早年从事重力与地磁研究；后执教于京都大学理工科大学，复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攻读物理，兼习天文，返国后讲授宇宙物理学。
1909年，白鸟库吉提出有名的“尧舜禹抹杀论”，引发日本汉学界东京、京都两派就中国古史与《尚书》年代问题进行论争；由于《尚书·尧典》的天象成为一大焦点，讨论乃引向天文历法方面。当时东京一派的饭岛忠夫发表论文，支持白鸟的“疑古”见解；而新城则得到京都大学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及内藤湖南的支持，藉其天文专业背景，乃起而反驳饭岛之说。自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双方使尽浑身解数，历经十数年的辨难，各成专著，饭岛有《支那古代史论》、《支那历法起原考》，新城则有《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两造在立论上多针锋相对，其要点一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成立，饭岛主外来起源说，而新城主独立形成说；一为传世典籍的撰作时代（以《左传》为主），饭岛指为后世伪托，而新城断为先秦之作。[2]饭岛在思路上自有价值，惟怀疑过当，考证未周，其说久已消沉；[3]而新城则有门人上田穰、能田忠亮、薮内清继之而起，余响不绝。[4]
新城所著《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包括《中国天文学史大纲》、《周初之年代》、《二十八宿之起原说》、《由岁星之记事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及干支纪年法之发达》、《再论左传国语之著作年代（附考公羊谷梁两传之著作年代）》等编；[5]其后又有《中国上古天文》（沈璿译），系其见解的简明总结。由于他既有现代科学背景，又能深入中国古代文献，考订审慎，结论纵未必是，仍多可引据参考，对于中国学界影响亦甚深。[6]
新城在学术上以饭岛为平生大敌，但他表示：“余更当一言于兹者，即有反对余说之有力者，使余之研究裨益不鲜是也。学习院饭岛忠夫，反对余说尤烈。……惟其着想点与研究法之趣旨，颇异于余，爰往往由彼所得、与余相反之结论，俾余所论之弱点，受其教者，不乏其例。然大观之，余与反对余说者，乃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余今祝反对余说者之健康，而斯他日能早在山巅握手共庆也。”[7]不自负正确，不抹杀论敌，殊可见其为学风度。
按：上古茫昧无稽，文献不足徵，故中国早期天文年代之学亦多无定论，亦不宜有定论；新城谓以学术相争者皆“由别途而进向同一山巅”，其意甚是，盖不必急于强求最终真理，众说并存可矣。[8]反观晚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工程），辄欲勉强建立上古年代体系，主题先行，史料缺乏批判，论证流于武断，[9]更冀图藉官学强势，将一家之言定于一尊，又何其可笑。此亦如孔子基金会发布所谓孔子标准像，主持者煞有介事，奈何旁观者终藐藐哉。
新城曾任京都大学总长（校长），卸任后赴华，在日本外务省辖下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任所长；[10]抗战时日军占领南京，他受命接收中方的图书文物资料，因中暑而致病故。胡适后来提及：“南京中央研究院的东西是被一个日本人叫做新城新藏的保存下来的；还有故宫博物院未曾运走的古物，也是新城新藏把它做为陈列物才保留下来的。……他对我们做了不少的事。后来死在南京，就葬在中央研究院那边。”[11]不知今日其葬处尚有遗痕可寻乎？
诗曰：旧学新知俱有根，天文考史一家言。笑他历日原难测，三代工程枉自尊。
注 释：
[1]如傅斯年曾指出：“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比如春秋经是不是终于获麟，左氏经后一段是不是刘歆所造补，我们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对的，如不对，自然是伪作，如对了，自然是和获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www.xing528.com)
[2]参贺昌群《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克鲁《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附录，民国25年自刊本；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第九章第三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饭岛论著中译有《中国天文学之组织及其起源》、《中国古代天文学成立之研究》（《科学》第十一卷第六期、第十二期）、《支那历法起原考》第一章《中国古代历法概论》（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附录，中华学艺社民国22年版）。其学说大略可参刘朝阳《饭岛忠夫 〈支那古代史论〉评述》（《刘朝阳中国天文学史论文选》，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
[4]参何丙郁《民国以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译者另补入相关的《中国上古金文中之历日》一文，并附录饭岛《支那历法起原考》第一章以作参考。此书台湾有影印本，改题《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翔大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按：关于周历的月相术语，新城多承王国维《生霸死霸考》之说（见《周初之年代·后语》，《东洋天文学史研究》），王去世后他有《生霸死霸考——悼念王国维先生》一文（收入《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另，对于《周初之年代》一文，吴其昌虽不认同其说，但仍称许它“妙辩重生，徵引广博，诚为伟著。……其精辟独到之处，诚足令人心服”（《新城博士周初之年代商兑》，《国学论丛》第二卷第一号）。
[6]国人继而治斯学者，民国以来略有竺可桢、刘朝阳、黄彰健、席泽宗、薄树人、张闻玉；至于今日，如大陆江晓原、台湾黄一农、美国班大为（David W.pankenier）皆其余绪也。
[7]《东洋天文学史研究》自序。
[8]以最关键的武王克商之年问题为例，其考证似有两种取径：一为天文学方法，以古代文献所见的伐纣天象与现代天文学回溯所得的历史天象相印证，从而判断其绝对年代，然文献本身既有歧义甚至虚构（参胡文辉《释“岁”》，《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出发点已有偏差，则论证即再严密，亦属徒然；一为历法学方法，主要根据铜器铭文（金文）所见的王年、月相及干支缀合排比出历谱，上推以确定西周始年（即伐纣之年），但由于材料混乱，似亦未见合理的成果。
[9]例如将汉代纬书《孝经钩命诀》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当作夏年代的参照，足以体现出对文献记录的轻信（《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页80）。有关批评见吴锐编《古史考》第九卷上编，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按：断代工程的原参与者江晓原不愿迁就集体结论，乃另与钮卫星合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也可视为此工程的间接成绩。其引据的天文资料最新，论证也甚深入，但在文献的使用上仍缺乏批判意识与统一标准，如肯定利簋铭文的“岁鼎”却否定《国语·周语下》“岁在鹑火”，肯定《淮南子·兵略训》的“东面而迎岁”却否定《荀子·儒效》“东面而迎太岁”（《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则未免以材料就我，符合其假设的论据则用之，不符合其假设的论据则弃之，如此考证，则其结论愈是精密，反而愈可怀疑。又，断代工程有关人员编集有《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网罗旧说，颇便学者，工程最大的功绩，其在兹乎？
[10]此研究所乃日方以庚子赔款建立，筹备时曾采取中日协商形式（参梁波《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第九章，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陶晶孙曾任研究员，故新城亡故后他有悼文，回忆新城曾有“即使炮弹飞来，也要泰然从事研究”之语（《懦夫日记——悼新城新藏先生》，《给日本的遗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11]据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校订版，第十卷页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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