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人。
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西域（陆路）、南海（海路）之分。贺昌群曾称日本汉学界治西域者，白鸟库吉之后有藤田丰八、桑原骘藏、羽田亨三足鼎立；至于南海方面，则以藤田、桑原为并峙双雄，“二氏对于中国典籍之素养，皆甚深厚。桑原氏之学风，沉毅坚实，苟非确证，不妄下断语……藤田氏之学风，则豪迈中有乾嘉诸老之绵密。”[1]大略而言，桑原较之藤田，博似不及，精则过之。
桑原在中学时即有志成为“世界的历史学家”，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毕业后进入大学院专攻东洋史，师从坪井九马三、林泰辅、那珂通世等名家。190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直到退休。
桑原早年著有《中等东洋史》（上卷），实为中国本位的简要东亚史，清末引入中土，名曰《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后渐转向专题研究，尤专精于古代东西交通。平生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为专书《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冯攸译作《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陈裕菁别译作《蒲寿庚考》。[2]蒲氏为南宋末年亦商亦官的海上巨头，以后叛宋降元，实攸关当时兴亡大局；[3]此书考证他是东来阿拉伯人的后裔，实以其人为中心，钩稽唐宋时代中国与西亚的贸易交通史迹。[4]
按：关于蒲氏事迹，藤田丰八《泉州之阿剌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界广大，考订细微，附注尤其丰富，故后来居上，一出而震动中外，并获日本学士院赏。[5]以后国人于其书多有商榷，如罗香林先后有专著《蒲寿庚传》、《蒲寿庚研究》，认为蒲氏先世来自四川而非广州；韩振华论文《蒲寿庚国籍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地域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是居住甚么人》，张秀民论文《占城人移入中国考》、《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皆指蒲氏先世为占城人而非阿拉伯人。[6]然桑著固未因此而减色也。
关于中外交通的海路问题，《蒲寿庚》一书而外，尚有论集《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关于陆路问题，则有《张骞西征考》（杨炼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何健民译）。以上散论，身后多收入《东西交通史论丛》。
此外，其撰作主要尚关涉两大领域：一系中国历史文化的概观或批判，如著名论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之类，见于《东洋史说苑》、《东洋文明史论略》；一系中国法制史研究，包括长论《中国之孝道》在内，见于《支那法制史论丛》。[7]生前罕有专著出版，身后汇刊为《桑原骘藏全集》五卷。
桑原论学，追求立论坚确、表达明晰，以“科学性的历史学”自期。[8]据说他曾对白鸟库吉表示：“吾辈所写，平淡朴质，无明确之证，决不断定，不加臆测。坚持缺疑态度，不想侥幸于似是。这样虽无白鸟博士如天马行空般的华丽发现和独创的辉煌，但也无偶而失足，从云间落下的担心。”[9]羽田亨亦颂扬其“学风一言以蔽之，可谓‘坚实’。根据广博的知识搜集史料，一一施以精致的考证，提出铜墙铁壁般的论点，建立新颖透彻的论断，是他最大的长处”。[10]而桑原于中国学界目无余子，唯独对陈垣颇有称许，当亦由于两人学风接近，故惺惺相惜耳。[11]
然以其人之道反观其人，则桑原所作亦未尽合于理想。如《东洋史说苑》所载述论中国人的习俗与性格诸文，尤其《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协性与猜疑心》两篇，深受美国明恩溥《支那人之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影响，以难于客观确定的民族性（国民性）为主题，[12]在立论上实已先入为主，再撮集零星史料以作证明，所谓“科学性的历史学”竟如是乎？另，《黄祸论》一篇，既有反抗西洋人的心理，也有轻视中国人的心理，亦可代表近代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
诗曰：一卷无多世已惊，须知著述贵求精。分明大食交通史，岂仅区区蒲寿庚。
注 释：
[1]《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www.xing528.com)
[2]冯译后改题《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陈译于原著有所订补，大陆由中华书局重版，故最通行。
[3]明末有郑芝龙，亦如宋末有蒲寿庚；而今世包玉刚由国而共，行事亦不无类似。
[4]向达二十年代末有谓：“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代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会比桑原的书坏。”（《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版）而稍后伯希和即有《郑和下西洋考》，惟侧重版本及史料层面，性质异于《蒲寿庚考》，未可即谓之元明时代的中西交通史也。
[5]藤田此文原为《玉尔氏注马哥波罗旅行记补正二则》附记，见《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何健民译），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藤田曾评桑著曰：“关于此问题，桑原骘藏博士有详细研究之发表，不独将予所欲言者，且予所不能言及之事，均由博士指摘披露矣。……予得博士之雄篇后，欣然于此问题之略告解决。博士之论文，实凿微入细，毫无余蕴……”（《南汉刘氏祖先考》，《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但后来藤田撰《宋代市舶主市舶条例》（收入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又有魏重庆译单行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桑原撰《市舶主及市舶》（收入《唐宋贸易港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对相关问题仍有商榷。另，贺昌群曾以《蒲寿庚考》与美国柔克义（W.W.Rockhill）的《诸蕃志考释》并列，推为南海交通史学的东西双璧（《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
[6]参方豪《〈蒲寿庚传〉》，《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1969年台湾自刊本；李玉昆《20世纪蒲寿庚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8期。韩著见《韩振华选集》之三《航海交通贸易研究》，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2年版。
[7]《南北中国》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孝道》有台湾单行本（宋念慈译，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
[8]宫崎市定《桑原史学的立场》，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319。而桑原有谓：“我国（日本）之于中国学研究上，似尚未能十分利用科学的方法。甚有近于藐视科学的方法者。讵知所谓科学的方法，并不仅可应用于西洋学问，中国及日本之学问亦非藉此不可。”（《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J.H.C.生译]，《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
[9]见石田干之助《桑原先生的学风及其他》，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引，页318。
[10]《东洋文明史论丛·序》，据钱婉约《〈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引，《东洋史说苑》附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按：桑原本人有言：“学问之生命，在正确与坚实。当研究时不可有一点疏忽，一丝暧昧，是二者，学问进步之大敌也。”（《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他对“坚实”的强调，正可与羽田亨的概括相印证。
[11]两人的交往可参[日]竺沙雅章《陈垣与桑原骘藏》，《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鲁迅多次提及明恩溥此书，并指：“明治时期的支那研究的结论，似乎大抵受着英国的什么人做的《支那人气质》的影响……”（《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序》，《且介亭杂文二集》）可见其书在近世东瀛的流行。可参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见佚名译《中国人的气质》，中华书局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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