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1880—1946），日本人。
近代日人治中国学，东京、京都两派东西对峙，各成分野，然而学风亦互有激荡。如桑原骘藏身属京都，但在方法上以西洋为宗，对支那趣味复多贬抑，实近于东京一派；[1]而加藤繁身属东京，却并不排斥中国文明，亦汲取清代朴学，有京都派的作风。[2]此二氏皆各怀心事，恰成背反，可谓日本汉学界之“无间道”也。
加藤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其师内田银藏精于日本经济史，受其熏陶，乃立志专攻中国经济史；毕业论文研究唐代以前的中国土地制度，后修订为《支那古田制研究》刊行。[3]毕业后曾执教京都大学法科大学、庆应大学，中年时回归东大，直至退休。
加藤1925年以专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获东大博士学位，出版后更荣颁日本学士院最高的恩赐赏。书中条分缕析，详尽总结唐宋金银的使用、类别、出产及输出入等方面，指出当时金银通行于上层社会，在形式上虽异于货币，而在职能上实已等于货币。[4]其书于沦陷时期由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中译，[5]久成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贺昌群以之与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并列，称为中古史的双璧，信非溢美。[6]
其重要论文则汇辑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原编共两卷，中译本（大陆）原拟析为四卷，惜仅问世三卷。[7]第一卷包括秦汉以前的钱币、财政，唐宋庄园、都市、市场（草市）、商业组织（行）及商业制度（柜坊），第二卷包括宋代货币（交子）、商业、对外贸易及户口，第三卷包括清代货币（银币、钱庄）、财政、商业组织，以及农作物的生产史。[8]其中草市、柜坊、交子诸作，影响尤大。凡此皆属开拓性、前沿性的考订，实集合其平生撰著的精萃，也最体现其论学旨趣。大抵其人重实证，求客观，于中国旧籍功力深厚，使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到微观的史料考辨层面，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皆堪称第一人；[9]而中国至三十四年代，梁方仲、全汉昇一辈崛起，始克臻此境界也。
按：《考证》所录文字，加藤生前曾作大幅修订，最后由友人及弟子编定。关于此集的命名，和田清回忆：当年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著有《经济学考证》一书，他曾对加藤开玩笑：“福田博士的书名是名实不相符的，加藤博士的论文集才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闻之拍膝称好，遂定此名。[10]盖“考证”二字，虽已司空见惯，实最能代表古典学问的要旨，无论学术如何“后现代”，考而后信，证而始论，终是历史学不可移易的根本，宜乎加藤为之喜心翻倒矣。
此外，他曾参与中国历朝正史《食货志》的译注工作，完成《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旧唐书、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两种，至今仍为日本汉学的基础文献。又，原拟收入《考证》中译本第四卷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种，台湾有杜正胜译本，曾与论文《中国社会史概说》（萧正谊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一册；前者以门类为纲，后者以时代为纲，一横一纵，皆简明扼要，可略见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总体见解。
和田清曾对加藤表示：“象搞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但他断然回答：“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11]可见他自信已进入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处，而论其成就，确亦无愧斯言。
诗曰：古来民以食为天，考证遂开风气先。岂独一门经济史，东邻事事祖生鞭。
按：论引入西方新学，日人较国人为早；论掌握中国文献，日人又较西人为深。故治学每占先手，至今仍堪与中、西鼎足三分。
注 释：
[1]参钱婉约《桑原骘藏的中国论述》，《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www.xing528.com)
[2]梅原郁谓：“向来，东京大学的东洋史研究者们，对于中国文明抱有爱好态度的很少，多是欧洲文章至上主义者。站在那样的土壤上，加上对于中国文明倾倒度较强的京都学派的考证学的要素，这不正是加藤的独特性之所在吗？”（《东洋学的系谱·加藤繁》，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部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351）
[3]吴志慎曾评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云：“谢先生在这部新著作上所发表的新意见，除了绪论，结论以及第五章土地制度与军赋制度之关系外，其余多与日人加藤繁氏在《支那古田制的研究》一书中所已发表的旧意见相同。……假使早有人把加藤氏的研究译了出来，那末，谢先生见自己的心得早已被人说出，也许就要搁笔，比较省一点力。现在，因为未有人译加藤氏的旧书，而此旧书中之旧材料又适无大差异于谢先生在新著作中所正发表的几点创见，那些不很体谅著者苦心的读者，或将致疑于谢先生把人家的书拿出，或整段的抄录，或部份的摘要，或颠倒其次序，或更换其标题……取法奸商，假造国货。”（《谢无量著〈中国古田制考〉》，据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实即暗示谢氏剿袭加藤之作。
[4]加藤本人的断语作：“金银对于社会全般已发挥其货币的机能。金银在唐代已取得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上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级为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华书局2006年版，页93）但彭信威否定其说，认为金银在唐代并非十足货币，仅有次要的货币职能，并指加藤“对于唐宋文献中提到金字的资料，蒐集的很多。他想证明唐宋曾用金银作货币。例如张彦远的《历史名画记》中，说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阎立本、吴道玄等人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次者售一万五千，其他如杨契丹、田僧亮、郑法士、尉迟乙僧、阎立德等人的扇画，每把值金一万。加藤繁以及不少中国学者都说这里的金字是指黄金一两。这是由于对中国古代的价格体系，没有足够的认识。这里的金字，不但不是指黄金一两，而且不是指铜钱一缗，它是指铜钱一文。二万钱在当时可以买米一、二十公石，等于国子助教一个月的俸入。如果指一缗，则皇帝的老师也要十六、七年的俸入才能买得起一片屏风。如果是指黄金一两，我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可以买得起？”（《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版，页323—324、页327—328）其说可参，但未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近时的研究亦倾向于加藤的见解，至少白银在唐朝已属国家承认的法定货币（王承文《晋唐时代岭南地区金银的生产和流通》，《唐研究》第十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陈啸江曾译出其中第七章《唐宋时代金银的价格》（《文史汇刊》第一卷第一期）。
[6]《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7]卷四拟目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末，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按：加藤论著在民国时已有零星译介（见余秉权编《中国史学论文引得[1902年—1962年]》，香港亚东学社1963年版，页71）；另有朱希祖节译《交子之起源》（《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四册，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梁盛志（梁容若）译《〈大日本史〉与中国史学》（《汉学东渐丛考》，中国留日同学会民国33年版），皆未见著录。此外，《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一篇近时又有孔繁敏译文（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三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似不知已有旧译（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
[8]各卷所附后记，实为整理者对论著内容的提要及相关研究状况的说明，另编有引用文献的详细索引。如此编书，可作为学术出版的典范。
[9]例如《关于唐宋的草市》、《唐宋时代的草市及其发展》两文，皆引王建、陆游、范成大诗为据，能以诗证史，足见其史料功夫的细密周到。
[10]《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序，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1]《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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