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犹太人，生于匈牙利，后入籍英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既是近代考古时代的序幕，亦是地理探险时代的尾声；而中亚（西域）为内陆荒漠，古有丝绸之路，早期东西文明交通于此，兼具考古与探险的双重价值，当时遂成列国竞逐的焦点。[1]如斯文·赫定（瑞）之于楼兰遗址，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德）之于高昌故城及龟兹石窟，科兹洛夫（俄）之于黑城文书，伯希和（法）之于敦煌文书，皆有惊世的收获。[2]而斯氏所得，尤为空前绝后，堪称西域考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斯氏在中学（大学预科）时已对东方学发生兴趣，进大学后学习梵语及波斯语，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深造，又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亚细亚学会主席亨利·罗林森爵士推荐，到印度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及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时年二十四岁。在印期间，研治克什米尔史诗文献、历史地理及犍陀罗佛教艺术。
因为中亚地区接连有古梵文、佉卢文及于阗语文献出世的刺激，斯氏以公务员身份提出考察申请，得到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支持，遂于1900年开始其探险生涯。
斯氏前后四度前往中亚，第一次考察和田、尼雅，撰《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等译）、《古代和田》二册；第二次发掘楼兰、米兰古城，更在敦煌获得巨量文献、绢画及织物，撰《沙埋契丹废墟记》二册（中译作《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记》，巫新华、伏霄汉译）、《西域考古图记》五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3]第三次考察米兰、莫高窟、黑城、阿斯塔那古墓多处，撰《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四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以上《和田》、《西域考古》、《亚洲腹地》三书，皆附以欧洲东方学家的分类研究，乃考古报告之皇皇巨制，也是他平生成就的结晶。此外，他对于前三次考察另有普及性的总结之作，民国时译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近时重译为《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巫新华），在中国学界流布最广。
斯氏在中国境内访古得宝独多，作为猎取敦煌宝藏的第一人，更造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自成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集矢之的，至今仍被指为“中国本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4]尽管如此，且不论当年尚无文物国有及限制文物出境的法律，亦不论当年国内缺乏文物保存的观念与条件，[5]单看其所获文物悉归大英帝国政府，而留存赤县神州的遗书则多为私人窃取，两相对照，国人当有愧矣。
斯氏的学问素养，原在印度学方面，而不能通晓汉语及中亚古语文，故他本人对于其收集品并不能作专门性的深入考订，自学术本位而论，其最大功绩仍在学术资料的发现与总结而已；[6]然其采集之丰富，价值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实无与伦比，其人于西域考古，堪比谢里曼之于希腊考古，则其贡献于中外学界者，又岂一般专门家所能相比耶？[7]
按：拉铁摩尔称斯氏为“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8]约而言之，他最特异之处，就在于兼为学问家与冒险家，既用脑，也用脚，博学而有勇气，理性而有信念，坚忍而有情怀，[9]实达致英雄主义考古学的巅峰；而时至今日，个人式探险已不复存在于世间，英雄让位于团队，传奇让位于科学，激情让位于程序，虽有古可考，实无险可探，学术探险家式的人物，惟有《夺宝奇兵》、《盗墓迷城》、《国家宝藏》之类好莱坞虚拟故事中尚存踪影矣。以斯人难再得，故拔高一等，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前列。
斯氏年过八十，犹拟达成考察阿富汗的宿愿，终因病猝逝于喀布尔。他一生尽力于事业，终身未婚，与同为探险家的斯文·赫定、骆克（洛克）同命相怜；[10]身后无财产亦无房产，所遗存者，不过无数资料及信件耳。
诗曰：终生浪子不留情，大漠冰天几万程。沙底和阗千佛洞，真成夺宝作奇兵。
注 释：(www.xing528.com)
[1]贺昌群谓：“自汉而后，古代西域（今甘肃之西、新疆全省）宛如一个巨大熔炉，东方的中国，南方的印度，西方的波斯，北方的天山以北及蒙古游牧民族的各种文化，都汇合于此。”（《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季羡林曾言：“世界的文明，中国的、古代希腊的、古代印度的，统称世界三大文明。这三大文明碰头的地方，汇合的地方，就在新疆。”（《吐火罗语与尼雅俗语——1979年8月29日在乌鲁木齐学术报告会上的报告》，《季羡林全集》第十二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又言：“世界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三期）季说虽不尽周到，然已足见西域在欧亚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又，日人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您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答曰：“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中文版序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汤因比魂系新疆，即由于其为多种古代文明的交会之地乎？
[2]参贺昌群《西北的探检事业》、《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向达《十九世纪后半期西域探险略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附录，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版；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第六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斯氏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关于此次考察的演讲，最早由王国维译为《中央亚细亚探险谈》（《观堂译稿》上，《王国维遗书》第九册）。另，郭鲁柏《西域考古记举要》（冯承钧译）一书实即《西域考古图记》的提要，《发现藏经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则系《图记》关于敦煌部分的节选。
[4]巫新华《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中译本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在初次考察和田时，斯氏将无法搬运的佛像重新埋入土中，但等他重临其地，所有塑像皆为盗墓者破坏，盖疑像内藏有珍宝也（据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六章，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参贺昌群《〈斯坦因西域考查记〉》，《贺昌群文集》第三卷；王冀青《斯坦因的早期学术背景》，《斯坦因与日本敦煌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7]贺昌群曾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有八项：殷墟甲骨、西域遗书及遗物、清代内阁档案、中古雕刻及佛寺、蒙古古碑及遗址、新旧石器时代遗迹、河南新郑铜器、东北及朝鲜汉墓。而西域一项关系最大，其意义甚至有过于殷墟（《近代西北考古的成绩》；参《西北的探检事业》）。而斯氏于此，自当首功。按：西人有将敦煌藏经洞的发见比拟为图坦卡蒙法老墓或死海古卷的出世，足见其震撼性（[英]霍普科克《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十二章）。
[8]据《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引，陆庆夫、郭锋、王冀青《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9]直到晚年，斯氏在考古工作上的最大动力之一，仍是童年时期的偶像亚历山大大帝（[英]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页21、页502）。另，斯氏记录第一次中亚考察有言：“路经一个又一个近几个星期来曾紧张工作过的废墟时，我趁机从树木已经干枯的古代果园中采集了各种标本。一时思绪万千：在哪里我再能在凯撒大帝仍统治罗马帝国和希腊文字刚开始逐渐在印度河流域消失时种下的白杨和果树丛中散步呢！”（《沙埋和阗废墟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页253）此又可见他内心深处对历史的浪漫情怀。
[10]近代西洋文人学士不婚者甚多，如笛卡尔、牛顿、康德、吉本、叔本华、尼采皆其显例。而在现代中国学界，金岳霖（字龙荪）可谓最闻名的单身汉，他与叶企孙（物理学家）、陈岱孙（经济学家）皆清华名教授，号称“终身不娶有三荪（孙）”（据高望之《追忆冯友兰先生二三事》，《追忆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而女性中如冼玉清、曾昭燏，皆终身未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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