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治中国科技史的外国人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字丹燿，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人。

自然科学为趋新之学、致用之学，历史为研古之学、载记之学，而科学史沟通文理，折衷古今，实属尴尬的学问。盖治自然科学者视之为过时无用，每不屑为；治人文科学者又限于知识背景，多不能为。此科技史学之所以可贵。而李氏以一外人治中国科技史，则尤为可贵矣。

李氏早年在剑桥研治生物化学，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为此分支学科的奠基者，与妻子莫伊尔（李大斐）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RS）；因为导师霍普金斯及剑桥学术传统的影响，又留意哲学及科学史问题，无意间为后来的科技史研究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1937年，他所在的剑桥生化实验室招入三名中国学生，在交往中触发他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遂开始学习中文；至抗战时他又因缘际会，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援华四年，期间与中国学人多有交流，并大量收集古籍，乃立意撰著一部中国科学史专书，以填补西方学界空白。

以后李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大陆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他最初仅拟著书一册，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定为七卷，并细分为三十余册，具体包括：第一卷总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三卷数学、天学与地学，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含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及航海），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纸和印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金属冶炼、陶瓷、冶铁、采矿及盐业等），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植物学、农业、园艺、动物学、食品科学及医学），第七卷社会背景（语言与逻辑、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及总论）。全书规模已定，但至今仍未最终完成，而中译工作也在延续之中。大抵前四卷主要由他本人执笔，后三卷则多采取合作形式，甚至由他人独立撰写，故此巨著实系李氏主导下的集体成就。

按：李氏得中国人助力最大，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前期为王铃，后期为鲁桂珍，凡史料搜集、文献翻译、索引编制多赖其力；其他合作著述者更多达二十余人，其中华裔亦有钱存训（印刷术）、屈志仁（陶瓷）、何丙郁（火药、炼丹术、药物学）、黄仁宇（经济社会）、李励生（化学工艺）、罗荣邦（军事、盐业）、黄兴宗（植物学）。[1]而此固华人应尽之力也。

李氏写作极勤，SCC 以外的论著尚多，中译文集有《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台版）、《李约瑟文集》、《李约瑟集》（潘吉星主编）、《四海之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另有《中国古代科学》（李彦译）一种，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凡此都可略见其基本的学术旨趣。

李氏原为杰出科学家，又具科学史素养，故有非同一般汉学家的视界，藉此观照中国古文献，遂能见人所未见，并东西比较，以确定有关技术发明在世界科学史上的地位。[2]且其人精力弥满，行事高效，极富综合力与组织力，故能以一手包揽各门类，纲举目张，而成就其大。时人将SCC 与弗雷泽《金枝》、汤因比《历史研究》并列为二十世纪最鸿博之作，谁曰不可？[3]

然一人的学识终有局限，总而观之，其最大成绩在于具体技术事项的考掘层面，而总体史观的解释层面则甚生硬。如他诘问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于世，但何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此所谓“李约瑟难题”，虽于科学史研究极有刺激作用，然在纯粹学理上价值实甚有限，因为真正的学术问题不在中国为何不能形成现代科学，而在西方为何独能形成现代科学。[4]故论者指“李约瑟从没有解决‘李约瑟问题’”，[5]岂偶然哉？又如他深受唯物史观熏染，将中国科学为西方超越归因于“官僚封建主义”（bureaucratic feudalism）；又渲染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害，同时夸大道家及道教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功，[6]皆可谓皮相之论。至于他以半路出家的汉学功力，先入为主、误读文本之处，自亦难免。[7]

此外应当说明，中国科技史之学，三四年代以前本土学界实已渐次展开，李氏虽系斯学最大的总结者，却非最早的开创者。[8]对于西方，他首度将中国古代科技的事实作出全面而有力的综述，击破科学史的欧洲中心观，故能一新天下之耳目；对于中国，他则以“鬼佬”身份极力表彰东方文明的贡献，最能赋予国人以知识尊严与历史光荣。他在中西两种语境中皆享盛名，即缘此耳。

李氏大半生皆耗费于科学史领域，但始终珍惜其早年的自然科学经历，曾表示：“我不是汉学家，不是，我是个科学家、生化学家、胚胎学家……一日为科学家，终身以之。”[9]又对何丙郁说：希望能在世上活三次，一次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次研究生物化学，一次做外交家，担任英国驻华大使。[10]然观其一生所成，由科学而科学史，皆已臻第一流境地，实等于在世上活过两次矣，又何憾焉？

其人虽已长逝，而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犹在，仍巍然为东方科技史学之圣地也。

诗曰：科技文明笔不停，康桥烟柳任青青。如何海内空多士，未及胡僧会念经。

按：cambridge 今译剑桥，亦即当年徐志摩诗中的“康桥”。(www.xing528.com)

注　释：

[1]何丙郁《我与李约瑟》第四章，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何氏又谓：“李老是靠他的合作者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参考书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而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科技史巨著。”（《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更指出：“那个时代，协助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仅被称为研究助手。这还算好，有时连名字也不提。当初李约瑟也称王铃为研究助手（Research Assistant）。1959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出版时才改称合作者。”（《学思历程的回忆：科学、人文、李约瑟》，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页39）盖隐然为华人抱不平也。

[2]李氏自称：“整部著作，中国的贡献都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说，与其他的伟大文明所造就的相比拟。举一个实例看，中国学人熟谙唐宋时代的计时工艺，而昧于整体比较的看法，他们不了解八世纪时代时钟摆轮之重要意义，欧洲直至十四世纪以前于此杳无所知。”（《〈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规划与现状》，张孟闻编《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由此可见其论学特色。

[3]据何丙郁《李约瑟研究所与中国科技史研究》，王钱国忠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上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近时陈方正对李氏有严厉的正面批评，其自身立场虽未必是，但对李的问难则颇可从（《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导论，三联书店2009年版）。此前有关文献详见刘钝、王扬宗编《中国科学与科学革命：李约瑟难题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论著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按：近年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指十九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全球，弗兰克更指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但他们的经济史论说实与“李约瑟难题”面临相似困境：如此，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猝衰与西方的勃兴？

[5]伊懋可（Mark Elvin）语（据陈方正《继承与叛逆》引，页22）。

[6]参陈荣捷《评李约瑟〈中国科学思想史〉》（《王阳明与禅》，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收入王钱国忠编《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下册）、劳榦《论儒道两家对于科学发展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按：以起源论，道教为本土宗教，佛教为外来宗教，然古来道教势力皆远不及佛教，与此相应，道学亦远较佛学逊色。近代以来，风气稍振，如傅勤家、许地山之于道教史，王明之于道教思想与《太平经》，陈国符之于《道藏》文献，近时葛兆光之于道教文化，王育成、刘昭瑞之于早期道教考古，王卡之于敦煌道籍，皆较有成绩；而李氏于道教的认识虽嫌片面，但客观上则于道教研究有促进作用。

[7]数学方面，可参钱永红《钱宝琮与李约瑟的科学史情缘》，《一代学人钱宝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物理方面，参鲁经邦《评李约瑟眼中的中国物理学》，《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下册；地质方面，参李仲均、王根元《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地质学部分运用史料问题商榷》，《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下册。另，杨联陞评论SCC 第二册云：“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是根据前人及时贤的），荒废浅陋之处也有。……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Waley 谈及此时大笑），王充也讲得有精采，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页308）亦可参。

[8]参何丙郁《民国以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如何正视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

[9]王家凤《“我不是汉学家！”——专访李约瑟》，《李约瑟文献50年（1942—1992）》上册。

[10]何丙郁《我与李约瑟》，页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