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灵成为河北新任指导，内藤入驻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鲫，号湖南；日本人。

日本近世汉学（中国学），以东京大学（关东）、京都大学（关西）为中心形成两大重镇，此即东京、京都学派；两者在作风上实皆趋向实证主义史学，惟各有渊源，自成门户。前者以白鸟库吉为代表，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代式的批判态度；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1]而在治学实践上，白鸟侧重边疆民族史地，内藤则侧重中国本位之学，亦成一对照。

内藤早年供职新闻界（日人称“操觚界”），曾任《台湾日报》主笔，因此多接触中国问题；以后遍游大陆，广识名流，渐由时事报道而介入历史研究，撰有学术性游记《燕山楚水》。至1907年，应聘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授东洋史，以无大学文凭，开始屈居讲师名义，两年后始升任教授；[2]遂由舆论家而转为学问家，生平略似梁启超，非仅皓首穷经、不知世事之书生也。

内藤论学涉猎广博，而以中国史为中心，尤用力于上古文献与清代（满洲）史地，其重要论文多见于《研几小录》（又名《支那学丛考》）、《读史丛录》二种，惜至今未有中译。[3]专著则多属讲义，通史类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的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及《清朝衰亡史》，今有合编本《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专史则有《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中国绘画史》（栾殿武译），皆属开创性的成绩。[4]其他零散论著尚多，包括中国文物、文献、目录、经济史，以及蒙元史、朝鲜史、日本史种种。身后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说”，认为文化独立于种族，超越于国界，中国（东洋）的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即不断转移，而日本作为中国文化圈内的边缘国家，亦可成为此文化的新中心；一系时间上的“唐宋变革说”，又称“宋代近世说”，认为中国史可分作上古（东汉中期以前）、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期）、近世（宋元明清）三期。

按：内藤坦言日本应居于东洋文化的中心，固属近代日本霸权意识的自然流露，故颇受今人责难；[5]但就事论事，所谓“文化移动”现象，不仅表现于中国史，亦表现于世界史，实有其历史变迁的普适性。[6]至于“唐宋变革”一说，在国际深具影响，欧美称为“内藤假说”（Naito Hypothesis），几可视为内藤史学的标志；[7]然其三段论的史观实有比附欧洲史的痕迹，[8]且唐宋之际的社会转折，亦远不及中古隋唐之际的社会转折为关键，[9]故此说虽有启发性，终非的论也。

内藤视野广大，而又不遗琐细，特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如受罗振玉、王国维的熏染而研习甲骨文，先后有《王亥》、《续王亥》之作；利用敦煌遗书撰写《关于高昌国之纪年》，于罗振玉说有所补正；向文廷式求得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使日本的蒙古学获益甚大；在沈阳（奉天）清故宫发现并摄录《汉文旧档》、《满文老档》，为清史及满学开辟一大史源。[10]此皆可谓中国史研究的“预流”。他更能钩沉抉隐，凸现非主流人物潜在的学术思想价值：如介绍清人崔述的“考信”学说，对古史辨派的形成实有助力；总结出日人富永仲基关于印度宗教史的“加上原则”（位置愈高的学说或教派实愈晚出），也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声援；表彰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即承其余绪。[11]凡此又可见他引领学风之一斑。

内藤在军事政治上，对当时的中国容有日本式的轻蔑；但在历史文化上，却是彻底的中国至上主义者。他甚至表示：“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12]他仍保持东洋旧式汉学家的趣味与素养，于旧诗、古文、题跋，皆可称入流，有《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传世，此似非今世之东瀛汉学家所能为矣。

一般皆谓内藤出生于今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13]但他二十年代对中国留学生资耀华曾有言：“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对湖南特别有好感，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改为内藤湖南。”[14]若以其人所称的“加上原则”还诸其人，则此改名之说，或出于后来的自我附会欤？然而他对湖南人的推重则当属可信，所谓“将来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一语成谶。

门下英才辈出，以宫崎市定最优，且最能自经济社会立场发扬其“唐宋变革”之论。

诗曰：满文老档始钩探，甲骨罗王亦共参。河岳英灵今已矣，人材唯是重湖南。

注　释：

[1]贺昌群谓：“东京曩以市村瓒次郎氏、林泰辅氏为中心，以白鸟库吉氏为后殿，所谓东洋史学派；京都以狩野直喜氏、高濑武次郎为中心，以内藤虎次郎氏为后殿，所谓支那史学派。”（《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王古鲁又谓：“东洋史学派以东京帝大教授白鸟库吉氏为中心，其研究态度，不甘为传统的学说束缚，对于中国文化，以精细的目光观察，自由批判解释。……而支那史学派，则纯粹以京都帝大教授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为中心，富于清朝考证学派的色彩。”（《明治维新以来日人研究中国学术的趋势》，《最近日人研究中国学术之一斑》附录，民国25年自刊本）日人五井直弘亦言：“白鸟库吉是我国东洋史学的开拓者，并且使我国的东洋史学作为世界性的东洋史学出现。由他奠基的白鸟史学和内藤湖南的内藤史学并列，对于我国东洋史学的存在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近代日本和东洋史学》，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504）又，陈寅恪对此两派曾有简评：“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另参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二章（中华书局2004年版）、[加拿大]傅佛果《汉学京都学派：当时与现在？》（《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按：内藤以为清代考据学与近代欧洲科学方法多有趋同（参马彪《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译后》，《中国史学史》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其意实与胡适一致，由此可知京都学派在学术取向上与东京学派相抗衡的内在理由，盖取法于清人或西人，实殊途同归耳。

[2]文部省为此一度声言：“就算是孔子这样的人，若不从帝国大学（东京大学）毕业，也不能当教授。”（据傅佛果《汉学京都学派：当时与现在？》，《从周边看中国》）(www.xing528.com)

[3]参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学上之贡献》，《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一期。

[4]但日人古原宏伸指内藤《中国绘画史》所引作品真伪参半，“内藤虽然是个卓越的东洋史学者，但他在绘画赝品的鉴定方面可以说毫无学识”（《日本近八十年来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朵云》第六十七集《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年版）。

[5]参陶德民《内藤湖南〈支那论〉中的美国因素》，《从周边看中国》。

[6]内藤更指出：“希腊哲学之祖多在埃及、腓尼基学习。罗马的学者、法律制定者大都游学于希腊。唐代文明有一半系传自于西域、印度……”（《日本的天职与学者》，据[日]大谷敏夫《湖南的中国文化论与政治论》引，《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可见“文化移动说”实有世界历史的视界。又，近代西洋文化与政治的重心由欧洲转移至美国，东亚文化与政治的重心由中国转移至日本，不亦如古典西洋文化与政治的重心由希腊转移至罗马耶？

[7]参[日]谷川道雄《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史论——以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为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李华瑞《关于唐宋变革论的两点思考》，《唐宋变革论》，黄山书社2006年版；王水照《重提“内藤命题”》，《鳞爪文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按：二战以后，内藤学说又引发日本汉学界东京、京都两派关于唐宋变革的社会性质之争，足见其余波不绝（参高明士《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台湾明文书局1982年版，页104—116）。另，本土章嵚、王桐龄、钱穆都曾有与内藤类似的中国史分期（见陈启云《从历史发展的分期宏观汉代历史文明和汉文化传统》，《陈启云文集》之二《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内藤的京大同事内田银藏专精于西洋史，并参照西史分期将中国史分为古代（汉末以前）、中世（晋至唐末）、近世（宋以后），内藤的三期说实受其启发（[日]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内藤湖南的世界》；葭森健介《关于日本近代历史学的形成——唐宋变革论成立的背景》，《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实则论变革之剧，殷周之际自不及战国之际。则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亦有类于王氏的“殷周变革说”，皆以偏概全，未中关节。

[10]详见内藤湖南《奉天访书谈》，收入《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和田清因此称内藤的功绩“除了论文述作以外，还有一半是史料的搜集，而尤以日俄战后在奉天宫中采搜史料为特别值得称扬的”（翁独健译《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

[11]以上参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第八章。另参[日]神田喜一郎《内藤湖南先生与支那古代史》，《敦煌学五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2]据钱婉约《日本中国学家例话·内藤湖南》，《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谷川道雄《序说》，《内藤湖南的世界》。

[14]资耀华《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页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