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蓝文徵，回忆在日本时曾与白鸟同席，白鸟问：“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曰：“不是，是陈寅恪先生。”答：“那是恩师。”白鸟一闻此言，“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忙，可能至死不解。”[1]而日本学人谓白鸟著作无一处齿及陈氏之名，颇怀疑此说。[2]然不论其事实有无，仅此传闻本身，已足见白鸟在中日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盖其眼中有义宁之人，便足为义宁之学增色，此何人哉。
白鸟于明治二十年（1887）考入帝国大学（原东京大学）史学科，学习西洋史及其方法，尤服膺兰克史学；毕业后任学习院（贵族子弟学校）教授，因教学需要转向东洋史学，尤专攻朝鲜古代史，随后又扩张到北亚民族史。以后曾访学欧洲两年有余，眼界益为开阔。
平生论著极多，以论文为主，身后有《白鸟库吉全集》十卷。[3]论其研究领域，则为朝鲜、亚洲北部民族及中国诸部之史；而论其研究方法，则可分文献批判、语言比较、史地考订三类：
其一，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以史料批判方法考辨民族古史，在朝鲜方面如《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在中国方面如《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尚书的高级批评（特别关于尧舜禹）》，在日本方面如《倭女王卑弥乎考》，另有关于突厥、蒙古传说的研讨。其中《中国古传说》一篇提出所谓“尧舜禹抹杀论”，在细节上虽远不及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但祖鞭先着，鳌头独占，固古史辨之先声也。[4]
按：白鸟自现代学术观念出发，破除上古神谱式的历史虚构，将政治还原为神话，实属启蒙史学不可无的工作。可惜他对本土的皇国史观似不无顾忌，仅点到即止，倒是私淑他的津田左右吉更能贯彻其宗旨，继而提出“神代史、上代史抹杀论”，大力展开“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5]津田因之为右翼势力所不容，以“冒渎皇室尊严”的名义入其罪（后以时效理由免于起诉），著作亦禁止发行；此与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为史实，被国民党政府以动摇民族自信力的理由查禁，恰不约而同。
其二，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辨析民族语言，撰有《突厥阙特勤碑铭考》、《日本古语与朝鲜语之比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之比较研究》。
其三，结合语言比较（对音）之法，[6]考掘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题，[7]于中古以前有《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于汉代有《匈奴民族考》、《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乌孙考》、《大宛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于中古有《东胡民族考》、《蒙古民族之起源》、《室韦考》，于中外关系则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国考》、《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问题的新解释》、《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8]大抵斯学以欧西汉学界始发之，日人急起直追，至白鸟崛起，遂能与西人一争短长。是为白鸟耕耘最力、收获也最多的学术领地。
其著作中译，专书略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康居粟特考》（傅勤家译）、《匈奴民族考》（原题《蒙古民族之起源》，何健民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王古鲁译），[9]另有若干蒙古史散论见于《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
其门下和田清指出：“白鸟博士研究法的特色，总说一句，在于西洋方法的采用。从来日本学者多半免不了受汉学的影响，多半不能摆脱中国式思想方法的重压。但白鸟博士却能运用西洋最近的科学方法，以全然崭新的眼光为旧问题求新解释。……博采地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知识，去解决满蒙的历史地理人种民族以及语言风俗思想文化等各种大问题。”[10]大体而言，以西洋之法治东洋之史，或者说使东洋史转向近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白鸟信为日本第一人，则亦可谓东亚第一人矣。
在个人著述之外，他又有四大学术事功：在东京帝大掌东洋史教席，成就东洋学的东京学派；创建亚细亚学会，后并入东洋协会，所办《东洋学报》为日本最有声誉的学刊；建议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鼓吹并领导东北亚研究；[11]促使岩崎家购入莫里循文库，创设作为东洋研究重镇的东洋文库。凡此皆能识拔人才，转移风气，亦功德不浅。
白鸟一生心无旁骛，惟以治学为乐。在己，既有事业顺遂的完满人生；在外，又逢日本国势扩张最迅速的时代。故他晚年在病中再三对家人表示：“没有比我再幸福的人了。”[12]及其辞世，正值日军奇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在太平洋上横绝一时，只及见“其兴也勃焉”，而不及见“其亡也忽焉”，作为日本人，又何其幸也。
诗曰：疑古先鞭那及渠，北疆史地费爬梳。义宁陈氏蒙青眼，一笑传闻或子虚。
注 释：(www.xing528.com)
[1]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谈陈寅恪》，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收入《追忆陈寅恪》。中国学者多倾向信从其说（参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7年增订二版，页68）。
[2]池田温《陈寅恪先生和日本》，《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按：津田左右吉称：“博士早就认为不能不由日本人来从事东洋研究。日本的东洋学者必须成为中国东洋学的指导者，这种抱负，到此时已逐渐接近实现的境地了。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塞外研究，几乎完全依赖我国学者的研究，完全是以博士的研究为主。”（《白鸟博士小传》，《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八辑，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研究室1963年编印）日方强调白鸟对中国学界的影响，此与中方重视陈寅恪对白鸟的帮助，二者恰成对照。
[3]白鸟著作要目见王古鲁《白鸟库吉及其著作》附录，《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商务印书馆民国27年版；《白鸟库吉有关东洋民族问题论文目录》（潘世宪摘译），《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八辑。
[4]此文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版。白鸟后来又有未定稿《中国古代史批判》，系其“疑古”见解的集大成，与《中国古传说》、《尚书的高级批评》及《中国上代史》合为“亚洲文化史论”，收入《全集》第八卷。
[5]津田既受白鸟影响，而柳田圣山复受津田影响，以所谓“禅的神代史”的方法辨析早期禅宗史，著有《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参[日]斋藤智宽《从客观史实到所描写的事实——日本学者禅学研究的历史文献学方法》，《汉语佛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可见白鸟方法的蔓延。而由此又可知，柳田与胡适在禅宗史领域甚有共鸣，固非偶然；盖柳田既间接取法于白鸟，而胡适则是古史辨派的祖师，二者在方法上实异曲同工也。此外，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受欧洲思潮影响，著有《基督抹杀论》，否定耶稣的实存，亦与白鸟的“尧舜禹抹杀论”同一旨趣（马采《幸德秋水与基督抹杀事件始末》，《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煞论》附录，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6]对于《东胡民族考》一书，傅运森指其“尤置重各民族之语音，不分中外古今，强为比附。因之其结果不免于失败。例如以汉初之阏氏，竟断为乃唐时可敦之转讹，而以现今通古斯语谓妻曰asi 者为证，不惜颠倒中国数千年之历史，是岂合于考据之规则耶。……惟此书引证甚繁博，可利用之，藉省吾辈检视各书籍之劳”（《东胡民族考·序》，商务印书馆25年版）；缪钺亦称其“据中国书中所载汉字音译之鲜卑语，以满洲、蒙古、土耳其乃至日本、朝鲜等语，印证疏释，推求语原，用力甚勤，惟其所用方法，似尚有可商榷者。盖鲜卑语文，亡灭千年，后世满洲、蒙古、土耳其语与鲜卑语之关系如何，尚在不可确知之列，若广泛比配，阐释意义，岂能免附会穿凿之讥；且汉字译音，自难密合原语，或异语同译，或同语异译，而古书传写，又时有舛讹，如但据汉音，推求原语，甚或根据讹文，轻加比附，更易生毫厘千里之谬”（《北朝之鲜卑语》，《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
[7]白鸟侧重局部考证，但在宏观上亦有见解，如指南方文明国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乃贯穿“亚细亚历史之纲领”；论秦汉与匈奴：“匈奴之统一，虽亦与秦汉相同，亦有内部原因；但由大局上观之，南北二国之竞争，实其主因。汉人为防御计，匈奴为侵略计，各谋国家之团结，以求生存也。”论隋唐与突厥：“有此等劲敌在前，汉人内部，若依然分裂，北朝固不必言，即南朝果否能维持其社稷，亦属疑问。试一翻此时历史，果也南北二朝，忽然而倒，而统一于隋。炀帝举全国之兵力，以当突厥。唐太宗，高宗，复倾内外之武力，始打破之。此种形势，宛如秦并六国，统一天下，筑长城以防匈奴，汉承其后遂灭之。情势全然相同。”（《蒙古史研究序》，箭内亘《蒙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1年版）可见其史识。按：近时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指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聚散，攸关于其与中原王朝之间的经济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亦随之解体（《危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据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234—237）；此意颇与白鸟旧说趋同，惟白鸟侧重军事政治方面，而巴氏侧重经济基础方面耳。又，法国G.赛代斯（旧译戈岱司）曾谓：“中国人对在南海形成的那些强国从不以赞同的眼光看待，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扶南、柬埔寨、爪哇和苏门答腊各王国鼎盛之际，一般均值中国各大王朝衰弱之时。”（《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页6）北亚游牧民族的盛衰与中原王朝同一步调，而南洋民族的盛衰则与中原王朝互为消长，恰成一对照。
[8]《粟特国考》一篇，傅勤家译作《康居粟特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王古鲁另有译文（收入《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二辑，商务印书馆民国29年版）；《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杨练已译全篇（收入《古物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王古鲁又有节译（收入《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
[9]方壮猷以《匈奴王号考》、《鲜卑语言考》两文署己名，藉陈垣荐予《燕京学报》，由顾颉刚负责发表（载《燕京学报》第八期）；但后一篇实据白鸟《东胡民族考》编译（见《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启事》，《燕京学报》第九期。另参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人丰度》，《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李固阳《顾颉刚先生在燕京大学》，《顾颉刚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6年版）。按：梁启超早年论学多袭用日人德富苏峰、浮田和民（参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日人德富苏峰与梁启超》；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刘彦有关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论著多编译自日人之作（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商务印书馆民国21年版）涉嫌剿袭加藤繁《支那古田制研究》（吴志慎《谢无量著〈中国古田制考〉》，据桑兵、张凯、於梅舫编《近代中国学术批评》，中华书局2008年版）；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版）一书亦剽窃宫崎市定的论文《宋代的太学生生活》（据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页150）。此外，顾颉刚的“疑古”思想被怀疑剿袭白鸟（廖名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收入《古史辨学说评价讨论集》，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红楼梦考证》也被怀疑剿袭盐谷温（陈源1926年1月致徐志摩函，见阮旡名《中国新文坛秘录》，南强书局民国22年版，页135—136；曹震《胡适·盐谷温·〈红楼梦〉》，《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6日），虽查无实据，而亦事出有因，正可见民国时期“群趋东邻受国史”的一般趋势及心理也。
[10]见翁独健译《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另参马名超译《日本学术界对满蒙史的研究概述》，《黑龙江考古民族资料译文集》第一辑，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年版。
[11]白鸟表示：“欧西学者努力于研钻东方学方面，已有多年，凡自然界现象，以迄人种、言语、宗教、学术、文艺等，经彼等阐微显幽者甚多，而其研究的地域，无论波斯、印度、即中央亚细亚以迄中国老文明国；西伯利亚旷野以迄安南半岛，全亚细亚各地，彼等所尝试的学术上研究功绩，真可惊叹，日本学者，实多依赖西人之教，始得知东洋之事。……至于满洲朝鲜，因其地处僻远，尚多西人未加讨究之处。今日此二地域，幸已开放于我学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国国民地理上文化上关系，亦得特殊利便，我国学者，幸勿失此良机！”（据王古鲁《白鸟库吉及其著作》）可知他倡导朝鲜、满洲史研究，当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动机为主，不过借殖民政治的东风耳。后来和田清称其“对于满蒙史研究功劳最大”，因为他的指引，“东洋史中从来最黑暗的一部份忽然变成最光明的了。”（《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
[12]津田左右吉《白鸟博士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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